西南联大诗人群
40年代，人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复杂的历史冲突：民主和专制、光荣和耻辱、个人和时代，在经历了几年的中断和停滞之后，新诗再次加入到了世界诗歌的潮流之中，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变动和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求和矛盾，在历史的漩涡之中准备着新诗发展中的又一次高潮。
当时，在两大诗歌中心之一的昆明西南联大，出现了新诗历程中的一个少见的奇观：当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遍地硝烟之中，在因为物质的匮乏而出现的经商热潮之中，竟然出现了相对宁静的校园里对精神的坚守，培育出了一批战乱中的校园诗人，出现了"师长辈"（闻一多、朱自清、冯至、李广田、卞之琳等）和"学生辈"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等）并存的特殊现象，以其特殊的风貌，给这一时期的诗歌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并对以后的新诗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西南联大诗人群及冯至的《十四行集》
（一）西南联大诗人群产生的时代背景
1937年夏，陷于战火之中的华北三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启程南下，在西南边陲重镇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同上海新文化中心西迁重庆一样，三校的南下意味着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中心自1926年以来的第二次非同寻常的大迁徙，历史的机遇把中国新诗史上的主要代表集中到了这简陋而丰富、狭小而广阔的天地之中，中国的成名的、未成名的、成型的、未成型的诗人们，一起进入了生命和艺术道路上少见的"沉潜"状态。
首先是生命的沉潜。经历了战乱中的流亡，对现实、自然、灾难、个人和人类，诗人们有了更加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思考。西南联大的学子们，从民族危机和个人的内心都痛切地体验到了生存的流亡感，其中的一部分诗人，如穆旦等人，还经受过战争的九死一生的考验，这样，大家都陷入了生命的沉思状态之中。
其次是艺术的沉潜。这一时期，诗人们进行了最广泛的吸取，他们的艺术探讨的触角既伸向了中国的古代诗歌传统，同时也开展了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当代的世界诗潮进行直接的交流，并且，在以艾略特、瓦雷里、里尔克、奥登等为代表的西方20世纪的现代派诗歌那里，找到了和他们的内在生命要求相适应的诗的观念和形式。
就西南联大学生辈的青年诗人而言，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是开放的，也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从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等前辈诗人身上，继承了继续探索新诗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并感受到了他们的人格和洋溢的诗情；另一方面，当时在联大任教的英国当代著名诗人和理论家威廉.燕卜荪，则把他们带到 了一个新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世界。如果说，在西南联大学生发起的这场新的旨在探寻诗歌现代化道路的运动中，朱自清等人扮演的主要是师长和监护人的角色，那么，学生们从燕卜荪那里接受的却是一个别有新意的西方现代派诗歌的艺术世界，从那里，他们学到了诗歌的"现代感"。
这样，对"诗和思"的融合的追求，就出现了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并不多见的"沉思的诗"。他们认为：诗是"知性"和"感性"的融合，是"经验的传达而不是单纯的热情的宣泄"，首先要把外在的生活经验，化为内在的生命体验，达到一种主观化，并进而感悟更深层面的底蕴：即可以称为诗性哲学的东西，才能创作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诗。
最早实现了这样的诗歌理想，并且显示出鲜明个性特征的，是老诗人冯至和他的著名的《十四行集》。
（二）冯至和他的《十四行集》
早在20年代，冯至就以《昨日之歌》里面的《蛇》等诗作的浪漫主义歌唱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同时期的《北游及其他》，也是当时的深沉、成熟之作，显示了冯至的那种沉思和早熟的敏感气质。冯至曾经在德国留学，深受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的思想影响，深深迷恋充满存在主义气息，追求内在的沉静和执著的德语诗人里尔克。到了40年代，冯至在行程几千里，经历了许多生命的死亡和挣扎之后，来到了大后方的西南联大，获得了一块生命的栖息地，这时，存在主义的精神气韵和诗人在40年代的处境和心境就发生了一种奇妙的契合，并体现在他著名的《十四行集》中，从而使这部诗集成为在新诗史上不可多见的个人的"精神笔录"，并且在意象和语言上，具有一种中年人的情调和眼光，反映了大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操守和人格的内省和坚持。
《十四行集》（1942年桂林明日社第一次出版），由27首诗组成，被誉为中国新诗史上"最集中、最充分地表现生命主题的一部诗集，它是一部生命沉思者的歌，它使中国现代新诗第一次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成为另一个新的现代主义诗潮产生并走向成熟的信号。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诗篇有《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巅》、《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等。
《十四行集》的艺术特色：
1、善于从身边的日常生活和自然中发现内在的哲理。在冯至这一时期的诗中，蕴含着对个体和人类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命的形而上的体验和思考。无论是历史上不朽的人物，还是无名的村童农妇，无论是远方千古名城还是飞虫小草，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许多人的共同遭遇，凡是和冯至的生命发生深切关联的，他都写出了一首诗。
2、在形式上，采用的是对西方十四行诗的变体。冯至的《十四行集》虽然采取的是西方十四行诗的形式，实际上却并不严格遵守这种诗体的传统规律，而是利用这种结构上的特点保持自己语调的自然，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3、完全采用现代白话口语，用一些日常的具体事物，对一些不易确定的感悟给以定形，在从"流动"的意象向和"凝定"的意象的转化中获得一种有法度的美。人们通常把《十四行集》中的最后一首看作是冯至诗的艺术宣言"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形"，诗人以一种定形的方法，将自己的感情，所思、所想，均凝定在具体的可把握的形象里，前者如风、云、水、空气、飞鸟等，后者如山、路、泥土、树、塔、殿堂、茅屋、水瓶等。
4、在情感的把握上，注意拉开诗歌和直接情感的距离，获取和表现那些经过沉淀与升华的人生的经验，避免急于描写和呼喊出自己看到和想到的东西。诗人常常将他所经常看到的原野的哭声这一极为普通的景象，经过悟性的处理，上升为人类对于一个"绝望的宇宙"的痛苦，成为一种人生体验的象征。如《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
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我们在灯光下这样孤单，/我们在这小小的茅屋里，/就是和我们用具的中间，//
也有了千里万里的距离；/铜炉在向往深山的矿苗，/瓷壶在向往江边的陶泥，/它们都象风雨中的飞鸟，//
各自东西。/我们紧紧抱住，/好象自身也都不能自主。/狂风把一切又淋入泥土，/只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
显然这首诗要表现的是一种强烈的生命"微弱"和"孤单"的感觉。从自然里来的一切东西都要回到自然中去，生命虽然"紧紧抱住"，但却"都不能自主"。这种对人的生存困境的终极性思考，带有存在主义哲学的色彩，但作者却将其哲学的沉思融入了日常最普通的生活情境中。"
《十四行集》所体现的艺术追求，超出了诗人自己的预料，产生了笼罩一时的影响。许多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诗人，都从中找到了自身创作的营养。如九叶诗派中的一些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