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①，《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②，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③，则宋人之有唐音者。《杨诚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诗序》曰④：“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刘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诗派小序》仍以后山、陵阳、子勉、均父、二林⑤等皆非江西人为疑，似未闻诚斋此论。诗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杨序之恉。（2页）
后见吴雨僧先生宓《艮斋诗草序》⑥，亦持是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⑦。唐以前之汉、魏、六朝，虽浑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以此例之。叶横山《原诗》⑧内篇卷二云：“譬之地之生木，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谢而复开。”蒋心余《忠雅堂诗集》⑨卷十三《辩诗》云：“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元明不能变，非仅气力衰。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可见五七言分唐宋，譬之太极之有两仪，本乎人质之判“玄虑”、“明白”，见刘邵《人物志·九征》篇。按即Jung：psychologischeTypen所分之Introvert与Extravert⑩。非徒朝代时期之谓矣。乃尚有老宿⑾，或则虐今荣古，谓宋诗时代太近，何不取法乎上；或则谓唐诗太古，宜学荀卿之法后王⑿。均堪绝倒。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⒀，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⒁。若木之明，崦嵫之景⒂，心光既异，心声亦以先后不侔⒃。明之王弇州⒄，即可作证。弇州于嘉靖七子，实为冠冕；言文必西汉，言诗必盛唐。《四部稿》中⒅，莫非实大声弘之体。然弇州《续稿》一变矜气高腔，几乎剟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屡和东坡诗韵。《续稿》卷四十一《宋诗选序》自言，尝抑宋诗者，“为惜格故”，此则“非申宋”，乃欲“用宋”。卷四十二《苏长公外纪序》于东坡才情，赞不容口，且曰：“当吾之少壮时，与于鳞习为古文词⒆，于四家殊不能相入⒇，晚而稍安之。毋论苏公文，即其诗最号为雅变杂糅者，虽不能为吾式，而亦足为吾用。”《读书后》(21)卷四《书苏诗》后曰：“长公诗在当时，天下争趣之，如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其后则若垓下之战(22)，正统离而不再属。今虽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于人。其厄亦甚矣。余晚而颇不以为然。”下文详言东坡神明乎少陵诗法之处，可与早作《四部稿》卷百四十七《艺苑卮言》论东坡语参观。然《卮言》以东坡配香山、剑南为正宗而外之广大教化主(23)，又曰：“苏之于白，尘矣”；此则径以苏接杜，识见大不同。《四部稿》卷四十六《醉后放言》云：“死亦不须埋我，教他蚁乐鸢愁”，全本东坡“闻道刘伶死便埋”一绝，则是弇州早作已染指苏诗矣。虽词气尚负固矜高，不肯遽示相下，而乃心则已悦服。故钱牧斋《列朝诗集》丁集(24)、周栎园《因树屋书影》卷一皆记弇州临殁(25)，手坡集不释。要可征祖祧唐宋，有关年事气禀矣。按此特明弇州早晚年诗学之不同，非谓弇州晚年诗胜早年也。吴梅村《家藏稿》(26)卷三十《太仓十子诗序》有“拯晚近诗弊者，芟抹弇州盛年用意之瓌词雄响，而表晚岁颓然自放之言，诎申颠倒”云云，议论极公。弇州《续稿》中篇什，有意无韵，木强率直，实不如前稿之声情并茂；盖变未至道，况而愈下者也。近来湖外诗家(27)，若陈抱碧、程十发辈(28)，由唐转宋，适堪例类。唐宋诗之争，南宋已然，不自明起；袁子才《与施兰垞书》，《随园诗话》卷十六引徐朗斋语等调停之说(29)，当时亦早有。如戴昺《东野农歌集》(30)卷四《答妄论唐宋诗体者》云：“不用雕锼呕肺肠，词能达意即文章。性情原自无今古，格调何须辨宋唐”。不知格调之别，正本性情；性情虽主故常，亦能变运。岂曰强生区别，划水难分；直恐自有异同，抟沙不聚。《庄子·德充符》肝胆之论(31)，东坡《赤壁赋》水月之问(32)，可以破东野之惑矣。（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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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严仪卿：宋诗论家严羽字，号沧浪逋客。著有《沧浪诗话》一卷，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五类论述宋以前诗。
②少陵：唐杜甫自称少陵野老。昌黎：唐韩愈，郡望昌黎。香山：唐白居易，号香山居士。东野：唐孟郊字。
③柯山：宋张耒号。白石：宋姜夔，号白石道人。九僧：指宋代九诗僧：淮南惠崇，剑南希画，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简长，青城维凤，江东宇昭，峨眉怀古。有集《九僧诗》，已佚。四灵：指南宋后期浙江永嘉四诗人：徐照（字灵辉），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字灵舒），四人字号中皆有“灵”字。
④《杨诚斋集》：宋杨万里（号诚斋）撰，一百三十三卷。江西诗派：宋诗流派之一，以黄庭坚、陈师道为代表。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出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荮、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等二十五人。他们效法杜甫、韩愈，主张无一字无来历，追求奇崛、用典，提倡“脱胎换骨”，致使形式雕琢。
⑤《刘后村大全集》：宋刘克庄（号后村）著，一百九十六卷。后山：宋陈师道，号后山居士。陵阳：宋韩驹，字子苍，有《陵阳集》。子勉：宋高勉字。均父：宋夏倪字。二林：指江西诗派的林敏修、林敏功。
⑥吴宓：近人，又字雨生，号藤影荷声馆主。
⑦畛域：界限。
⑧叶横山：清叶燮号，原名叶星期。撰有《原诗》四卷。论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作法等。
⑨蒋心余：清蒋士铨字。撰有《忠雅堂诗集》二十七卷。
⑩太极之有两仪：《周易·系辞传》：“易有太极（天地未分以前的元气），是生两仪（天地）。”刘邵：三国魏人。撰有《人物志》三卷。Jung：译名荣格，瑞士现代心理分析学家。其《心理学类型》所分之内向性格与外向性格。
⑾老宿：指老成有学问的人。
⑿荀卿：战国时人，著名哲学家荀况的尊称。法后王：见《荀子·非相》，取法于当代的君王，是荀况针对孔孟法先王而提出的，他认为法若与当代君王不一致，便要走到斜路上去。
⒀唐体：诗之一体。指长于丰神情韵的诗作，不限于唐代人的作品。
⒁宋调：诗之一体。指以筋骨思理取胜的诗作，不限于宋代人的作品。
⒂若木之明：若木，《山海经·大荒北经》指日出处的一种树，此指人的早年。崦嵫：山名，在今甘肃省天水县西，古人称为日落处。
⒃不侔：不等。
⒄王弇州：明王世贞，号弇州山人。
⒅《四部稿》：王世贞撰，一百七十四卷。《续稿》二百零七卷。王氏才学富赡，虽称文必西汉，诗必盛唐，然其早年诗作近于唐体，晚年作风有变，渐操宋调。
⒆于鳞：明李攀龙字。
⒇四家：王世贞《苏长公外纪序》：“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长公之作最为便爽，而其所撰论策之类，于时为最近，故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者。”这是于四姓文章中独推苏轼。王世贞、李攀龙两人少时不喜欢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文章，他们少时论文，言必称秦汉之故。
(21)《读书后》：王世贞撰，八卷。
(22)求封西楚，垓下之战：项羽灭秦后，分封诸侯王。垓下战后，兵败自刎。用以比喻苏诗之遭遇。
(23)香山：唐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剑南：宋陆游，字务观，自号放翁，有《剑南诗稿》。广大教化主：唐张为撰《诗人主客图》一卷，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诗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称广大教化主者，于长庆得一人，曰白乐天；于元丰得一人焉，曰苏子瞻；于南渡后得一人，曰陆务观：为其情事景物之悉备也。就苏之与白，尘矣；陆之与苏，亦劫也。”钱先生认为“苏之与白，尘矣”，当指白居易较苏轼为尘俗，所以说“径以苏接杜”，以苏轼直接杜甫。
(24)《列朝诗集》：清钱谦益（号牧斋）选辑，八十一卷。约收明代两千多诗人之代表作。
(25)《因树屋书影》：清周亮工（字元亮，号栎园）著，十卷。
(26)吴梅村：清吴伟业号。有《吴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
(27)湖外：指湖南湖北。
(28)陈抱碧：当见于程十发《湘社集》四卷中。程十发：近人程颂万号。有《十发庵类稿》三十二卷，附《湘社集》四卷。
(29)袁子才：清袁枚字，号随园老人。有《小仓山房文集》三十五卷，《随园诗话》十六卷。袁枚《答施兰论诗书》：“夫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也，与唐宋无与也。”徐朗斋：清徐嵩号。《随园诗话》卷十六：“徐朗斋嵩曰：‘……吾恨李氏不及姬家耳！倘唐朝亦如周家八百年，则宋、元、明三朝诗，俱号称唐诗；诸公何用争哉！须知论诗只论工拙，不论朝代。譬如金玉，生于今之土中，不可谓非宝也。”
(30)戴昺：宋人，字东野。有《东野农歌集》五卷。
(31)《庄子·德充符》：“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出一也。”这是说，从异者看，唐诗中也有宋体；从同者看，宋诗中也有唐体。
(32)苏轼《前赤壁赋》：“客亦知夫水与月乎？……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视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是说，从变看，唐诗也有变；从不变看，唐宋诗都是不可变的。
这里两则讲唐诗、宋诗之别，主要不在朝代的区别，而是由于两种不同的风格，譬如天下有两种人，便有两种性情，也就分出两种诗来。
（一）风格是人的性情决定的，相同的朝代里，也会出现不同风格的作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称唐诗、宋词，是以朝代区分盛行的文体，唐以诗胜，宋以词胜。钱先生称唐诗、宋诗是以风格区别的，他在《宋诗选注序》里讲得很透彻，这里袭用序中举引唐释皎然和宋姜夔的话来说明。皎氏云：“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唯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复忌太过”，“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扰神沮”（《诗式·复古通变体》），这是唐人作诗、评诗的标准，把“通变”看得比“复古”重要，写作上重在表现自我。姜氏云：“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白石道人诗集序》），这是宋人的话，只能在“合”中求“异”，甚至从古人作品中寻求作诗的灵感和榜样，再以说理、议论、故实入诗，形成了一种与唐诗不同的风格。宋代诗论家严羽第一个提倡断代论诗，便是为了研究诗歌发展到各个时期所表现的带有总体性的特征，他说宋人“尚理”，唐人“尚意兴”，是一个大致的概括，于诗前冠以唐、宋，也是为了称谓的方便，并不是说唐诗必出自唐人之手，宋诗必出自宋人之手，而是说诗“尚理”者近宋，“尚意兴”者近唐。袁枚《随园诗话》卷八亦云：“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
这里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也是一个大致的概括，在于指出所谓唐体、宋调的不同特征。比如杜甫、韩愈，都是唐代大诗人，而他们的作品却为宋调开了路。像杜甫的《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这首诗中间两联在发议论，在说理，不在写意兴，不正是开宋诗的说理吗？再像韩愈的《龊龊》：
龊龊当世士，所忧在饥寒。但见贱者悲，不闻贵者叹。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氿澜。……
不也是在说理吗？
宋人诗作而有唐音者，这里列举张耒、赵师秀的诗作，可以看到他们的风格。如张耒《初见嵩山》：
年来鞍马困尘埃，赖有青山豁我怀。日暮北风吹雨去，数峰清瘦出云来。
真是潇洒自如，情景交融，丰神情韵均类唐诗。又如赵师秀《约客》：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其诗清新圆润。写景抒情之亲切，宛如出自唐人之手。说唐诗、宋诗主要是指诗的风格，正如杨万里说江西诗派，“诗江西，非人皆江西”，都是指诗的风格而言。江西诗派的首领黄庭坚是江西人，他以“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的主张，团结了一批诗人，共同取法于各体的优点来作诗，形成一个风格接近的诗派，世人遂以江西称之，不是说这个诗派的成员都是江西人，也不是说这个诗派的诗都是在江西写的。
（二）时代与地域对文学风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决定作品风格的主要是人的禀性。近人吴宓讲的“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也是指诗的两种不同风格。宋以后诗人辈出，似都未能跳出唐体、宋调。唐以前各代诗作的风格，似也可这样分析。正如叶燮在《原诗》里的比喻：木生于地，开出宋诗这朵奇葩，宋以后的诗，只是花开花谢、复开复谢的差别，终究离不开宋调。“木”便是人的秉性。蒋士铨《辩诗》也是这个意思。诗分唐宋，仿佛在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之时，便已经有了天地之别。魏刘邵撰《人物志》，把人的品性判作思虑深沉型和单纯开朗型，也就是荣格《心理学类型》里分的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这两种不同的品性，与朝代时期或地域环境，不能说没有关系，但都关系不大。（三）唐体宋调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是两种不同的风格。而风格之别，本于性情，性情不是一成不变，风格也会随之变化。譬如人的一生，早年才气横溢，喜为唐体，暮年老成持重，易操宋调，王世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早年他的诗作多“矜气高腔”，如《登太白楼》：“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留。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门秋。欲觅重来者，潺湲济水流。”海阔天空，气势音节均似李白；到了晚年，他的作风有变，“平直切至”，如《太保歌》：“太保入朝门，缇骑若云屯。进见中贵人，人人若弟昆。太保从东来，一步一风雷。行者阑入室，居者颔其颏。……”写奸相严嵩耀武扬威的声势，历历在目，却风格朴实。王世贞对苏轼的看法也有前后的区别，少壮时是排苏，后来好苏，临死时竟“手坡集不释”。可见，继承唐体宋调与年事、秉性的关系颇大，但这并不是说王世贞晚年诗作就一定胜于早年。
总之，唐宋诗的风格不同，孰胜孰负，南宋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袁枚曾举引徐嵩的话：“论诗只论工拙，不论朝代。譬如金玉，出于今之土中，不可谓非宝。败石瓦砾，传自洪荒，不可谓之宝”（《随园诗话》卷十六）。袁枚举引徐嵩的这段话，该使人明白对于唐宋诗，似乎已无必要决出胜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