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作生涯
艾青
一
我诞生于一九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是满清王朝末年，辛亥革命前一年。
我念小学的时候，爆发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由爱国主义开始，到科学与民主的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
我少年时酷爱绘画。
我念初级中学时，受民主思想的冲击，和同学一起上街游行，喊口号，砸烂卖仇货的商店，捣毁“禁烟督察署”，——公开卖鸦片烟的地方。
一九二八年中学毕业那一年，北伐军路过金华县城，我们到郊外去迎接，在操场上举行军民联欢会。不久，革命被出卖了，学生领袖被砍头，轰轰烈烈的运动被镇压下去了。
一九二八年夏天，我考入杭州的国立西湖艺术院绘画系，念了不满一个学期，院长看了我的画，说了两句关键的话：“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到外国去吧。”
一九二九年春天，我就随同几个同学怀着浪漫主义的思想，象从家里逃跑似的，到法国巴黎去了。
最初家里还可以接济，不久就断了支援。我在一家中国漆的作坊找到工作。有时工作半天，就到蒙巴纳斯一家画室画素描，而我早已爱上后期印象派的画家们了，看不起“学院派”的绘画。
我曾经说：“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但是我亦没有饿过肚子。我阅读了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读了些哲学书籍，文学读得比较多的是诗。我就象水上漂浮的草随波逐流。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我国东北的土地——民族危机一天天地深重了。
在巴黎，我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一次集会，我的第一首诗《会合》就是这次集会的记录。
一天，我在巴黎近郊写生，一个喝醉了的法国人走过来，向我大声嚷嚷：“中国人！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儿画画！”一句话，好象在我的脸上打了一个耳光。
一九三二年初，我因家里几乎断了接济，准备回国，而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激起我国军民的抵抗——一月二十八日正是上海爆发战争的日子，也是我从马赛上船的日子，经过一个月零四天的时间，到上海，战争已经结束。国民党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妥协投降了。当我看到闸北一带的断墙残壁时，我几乎要哭了。
我沮丧地回到家乡，住不到一个月就出来，在杭州遇到一个同学，他说上海有一个
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五月到上海我就参加了，和几个美术青年办了一个“春地画会”，六月在八仙桥举行一次展览会；七月十二日晚上，正在楼上念世界语的时候，突然上来几个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把我和十二个美术青年一同逮捕，经过审讯，十一个都释放，我和那个同学关起来。从此，我与绘画绝了缘，就在狱中写诗。
我写了一首《芦笛》，前面引了现代派诗人阿波里内尔的话：
当年我有一支芦笛
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
我把芦笛象征艺术，把元帅节杖象征不正的权力；诗里骂了法国的白里安、骂了德国俾斯麦；而且说我将象一七八九年似的向巴士底狱伸进我的手去，而这个巴士底狱不是巴黎的巴士底狱。
这样的一首诗，不知道是监狱方面看不懂，还是他们根本不看诗，就寄出去发表在《现代》上。
每当不眠之夜，借铁栅栏外的灯光，我在拍纸簿上写诗，有时把两句叠在一起了，等天亮把它们拆开重抄。这些诗，署上莪伽的笔名，通过探监的人带出去发表。
一九三三年初，一个下雪的日子，我从碗口大的窗户看着雪，想起了我的褓姆，我写了《大堰河——我的褓姆》。为了避免监狱方面的注意，我改用了一个笔名，由律师带给一个朋友，由那个朋友转给《春光》发表。
这是我第一次用了新的笔名：艾青。
我在狱中关了三年零三个月，出狱回家。
有一次，在赶集的路上，我的父亲说：“你写的那也是诗吗？——听说你写诗还出了名。”他不以为我写的是诗，他认为诗只能是五个字一句或七个字一句的。但他也知道他已不能干预我写诗了。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我在常州武进女子师范教了一个学期的书，又失业了。
我在上海的亭子间里继续写诗。
一首《春》，写的是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在龙华枪杀五个革命作家的——记忆。最后问：
人问：春从何处来？
我说：来自郊外的墓窟。
另一首《煤的对话》，最后问：
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
死？不，不，我还活着——
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
我把从三二年开始到三六年写的诗，选了九首，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想不到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后来终于由巴金收进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天，七月六日，我在沪杭路上写了一首《复活的土地》。诗的第四段里，我写：
就在此刻，
你——悲哀的诗人呀，
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
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
久久负伤着的心里……
渴望已久的抗日战争真的来了。十月，我从杭州到金华，由金华满怀兴奋地到武汉。
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写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诗，我是以悲哀的心情写的，因为在战争到了危险的时候，国民党内投降派又主张和谈了。
在这首诗中我写了我自己：
——躺在时间的河流上
苦难的浪涛
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
流浪与监禁
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
最可贵的日子……
从我十九岁到二十五岁，是在流浪与监禁中度过的。这个年龄正是最可贵的。
诗的最后，我写：
中国，
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第二天，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我对一个朋友说：“今天这场雪是为我下的。”这个朋友说：“你这个人自我中心太厉害了，连天都听你指挥的。”他不知道，人是有预感的。
一九三八年，我从武汉到山西临汾，一路上写了《手推车》、《乞丐》、《补衣妇》等短诗和长诗《北方》。临汾吃紧，我从陕西到武汉，写了长诗《向太阳》；我又从武汉到桂林，写了一些短诗和长诗《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
从三八年到三九年，我写了一些论文：《诗与宣传》、《诗与时代》、《诗的散文美》以及《诗论》和《诗人论》。
一九四○年初，我在湘南新宁衡山乡村师范教了半年书；写了些短诗和长诗《火把》。下半年，从湘南到重庆，认识了周恩来同志。记得第一次是在北碚会面的。
一九四一年初，发生“皖南事变”——新四军往北撤移的时候，受到国民党部队突然袭击。
重庆笼罩着恐怖，我的身后有特务钉梢。
我由周恩来同志帮助，和几个人化装为国民党的官僚，一路上经过四十七次的岗哨检查，终于安然到达延安。
七月的一个晚上会见了毛泽东同志。
我根据一个年轻记者的叙述，写了一匹马的故事《雪里钻》。
一九四二年三月我为《解放日报》的《文艺》百期纪念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
五月，我参加以毛泽东同志的名义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从此，我写了一些比较大众化的作品，歌颂了工农劳动模范。我也写了长诗《我的父亲》，这是作为刻画一个典型写的。这时，听说我的父亲已去世，随之不久，母亲也去世了。我写了《献给乡村的诗》。
我曾随一个运盐队到三边——靖边、安边、定边。收集了定边的一个土地革命的材料，想写长诗《白家寨子》，但是，等我从三边回来，延安开始了“一场不流血的战争”——接连三年的整风运动，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下了思想基础。
一九四五年八月，经过了八年的浴血抗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胜利了。
九月我随同一个文艺工作团到张家口，这是在关内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我写了《人民的城》。
我当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副院长。这是我作行政工作最长的时间，除了组诗《布谷鸟集》之外，我很少写诗。由此可见，写诗与行政工作是有抵触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解放，我又一度回到美术工作上来——作为军代表，接管中央美术学院。但是，为时不久，我又回到文艺界工作。
一九五○年秋天，我到苏联访问了四个月，写了组诗《宝石的红星》，居多的是浮泛的颂词。
这一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了我的第一个选集《艾青选集》。
一九五三年回到离别了十六年的家乡，住了一个星期，我家的旧房子被日本人烧了，现在的房子是新盖的。写了长诗《双尖山》和另一首写浙东游击战争的叙事长诗《藏枪记》。这首诗我以不很熟练的民歌体写的，是我写作中的一次失败。
一九五四年七月，受智利众议院议长的邀请，经欧洲到南美洲。在巴西写了《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在智利写了《礁石》、《在智利的纸烟盒上》，又写了长诗《大西洋》、《在智利的海岬上》。
从南美洲回来，访问了舟山群岛，根据民间故事写了叙事长诗《黑鳗》。
一九五七年四月，我到上海收集大量材料，想写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未成，五月返回北京，因接智利聂鲁达、巴西亚马多到昆明，由昆明飞往重庆，由重庆坐轮船顺流而下。写了《长江行》。
不久，一次大规模的运动开始了。
二
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我被划为“右派”。我成了痰盂。一切谩骂都是判决。
我必须到新的环境里接受改造。我得到一个将军的帮助，到东北黑龙江的北大荒国营农场生活了一年半，又调到西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锻炼。
我沉默了二十一年之久，最初的一段时间，我生活得还很平静。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中，我家首先被冲击，许多稿件被抄走，其中有《长江行》以及写上海的《外滩》、写北大荒的《踏破荒原千里雪》、《蛤蟆通河上的朝霞》以及在新疆写的大量的诗。许多重要的信件、资料也遗失了。从“低头认罪，打翻在地，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三忠于”、“四无限”，游斗，示众，一直闹到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叛国潜逃丧命之后，我才算松了口气。我被允许到师医院看病，才知道的我右眼已经完全失明了。
一九七三年我被批准到北京治眼疾。
一九七五年，我再次到北京治眼疾。七六年十月，作恶多端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垮台了，万民同庆。
又经过约两年的时间，有人鼓励我重操旧业——写诗。
上海《文汇报》终于发表了我的一首诗《红旗》；随之又发表了《鱼化石》。读者才知道我依然还活着。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我写了长诗《在浪尖上》。
同年十二月，我完成了长诗《光的赞歌》。
一九七九年二月至三月，我随一个访问团到海南岛、湛江、广州、上海。
我在政治上得到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我随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访问欧洲三国。
在西德，我访问了法兰克福、汉堡、特里尔、哥廷根、慕尼黑、波恩……在访问西柏林时，我写了一首《墙》——柏林墙。
奥地利维也纳是我在一九五四年到南美洲时曾经路过，而且住过几天的地方，那时我把它形容为患了风湿症的妇人；而现在，经过了二十六年之后，她变得象欢乐的少女，容光焕发了。我还访问了林茨、萨尔斯堡、巴登。
在意大利我访问了都灵、热那亚、米兰、威尼斯、罗马。我写了长诗《古罗马的大斗技场》。
我在新疆农场时，曾读了一点历史，对古罗马多少有一点了解。在《古罗马的大斗技场》里有一段写蒙面斗士的，影射“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冲杀着的人被蒙上眼睛，胜利是盲目的，失败也是盲目的。
一九八○年六月，我受法国波里尼亚克基金会和巴黎第三大学的邀请，参加“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国际会议。我写了《中国新诗六十年》。
我和巴黎已阔别四十八年之久，我曾住过的玫瑰村已经不见了，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连街道也改变了，都是新盖的房子；我到拉丁区去找我住过的旅馆，旅馆还在，但门面焕然一新了。
有人问我：“你离开巴黎这末久了，你看它有什么变化？”我说：“凯旋门，巴黎圣母院，铁塔依然如故；但是，十三区盖了许多高层建筑；还有戴高乐国际机场，蓬皮杜文化中心，高速公路，汽车也增多了；街上有很多穿喇叭裤、戴黑眼睛、骑摩托车的青年男女。巴黎大变了。”
访问了尼斯、戛纳、蒙地卡罗；写了《巴黎及其它》组诗。
从尼斯飞罗马，我第二次到意大利。
同年九月，受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主持人聂华苓的邀请，在美国四个月。到得梅因、芝加哥、费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印地安那、旧金山、洛杉矶等地访问，我也写了一些诗。回来路经香港写了《香港，香港》。
一九八一年，我写了长诗《面向海洋》和纪念周总理的长诗《清明时节雨纷纷》。
一九八二年四月，应邀参加在日本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主持的亚洲作家会议。讨论“民族文化与民族特征”。我在会上发了言，中心思想是：“茶叶和咖啡当然可以并存；鸦片与大麻则必须禁止；科学与迷信应该区别。”
会议在东京、京都举行；还访问了奈良。
五月，杭州为纪念我创作五十周年举办学术讨论会，我趁此机会回到家乡去，见了我的褓姆大堰河的第二个儿子蒋正银——大堰河有五个儿女，死了四个，正银是蔑工，比我大五、六岁。
一九八三年一月，我被邀请参加新加坡的“国际华文文学营”会议。
一九八三年一月号的《十月》杂志上发表了我的长诗《四海之内皆兄弟》。
老实说，经过了多少年的动荡不安之后，我的心情是极平静的。正如我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写的《虎斑贝》里写的：
要不是偶然的海浪把我卷带到沙滩上
我从来没有想到能看见这么美好的阳光
我是乐观的，也是达观的
一辈子不知道摔过多少跤。
摔倒了自己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土就完了。
我即使一边流血，一边也还笑着──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我在智利海边看着礁石，我写了：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象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许多比我年轻的死在我前面了，我却还活着。要是在七、八年前死了和死了一条狗没有什么两样。
从一九三二年发表《会合》开始，到今天已度过半个多世纪了。这就是我的创作生涯。有时，真象穿过一条漫长、黑暗而又潮湿的隧道，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过来，现在总算过来了。
一九八三年初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