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参加了两个诚品的活动。
一个是《婚姻情境》的导演过士行和文人史航关于婚姻和话剧的讨论活动。
另一个是由台湾作家骆以军、南京作家鲁敏、北京作家文珍和上海作家兼翻译兼文学评论人btr组成的一场关于为什么我们爱读小说的对谈。
前者应该是在周四的晚上。
我在当天下午点开报名推送，看到报名人数还有最后一个名额，于是不假思索地报了名。
结果临下班却有事耽搁，加了半个多小时班。
等停好车，走到诚品时，离开场只剩不到十五分钟。于是匆匆买了个面包就去了。
主持人是一位苏州本地的电台主播。
由于我不听苏州的电台节目，更对夜间电台不了解。所以，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从外形上看，是一位清瘦沉雅的年轻男生，穿着小白鞋和棉质的灰色丝袜，头发细碎而乖巧，像是日系漫画里的少年。然而他的声音却是低沉而迷人的，无怪乎会成为夜间电台主播。
坐在台下，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和两位采访对象之间的那丝尴尬。
那种尴尬，一是来源于领域的不同，毕竟导演编剧的世界，无论精神还是生活，都和大多数其他的社会角色不太一样。还有一个，来源于南北文化差异。
这种差异在这次对谈中，特别明显地从那丝尴尬里导入我的脑海中。过导和史航是典型的北方人，他们说话的调调、调侃的方式，对于那个略有些局促尴尬的小男生来说，有些GET不到点上。于是虽然他极力想要控场，表现的还算镇定，但是面对两位身经百战的高手，还是没能站在同一个平台，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峙与平衡。
过导是个可爱的中年人，有着非常直白的表达，说话思考的间隙，喜欢短暂的抖腿。最初，在史航的介绍里，我以为他会相对沉默，但是谈起来，他还是非常努力地把自己表达了出来，那一身积淀下来的修为，到底不假。
史航是个段子手。我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窦文涛的《圆桌派》里，他作为嘉宾时的感觉。结果见到他时，觉得他比想象中要胖，带着一条已经不记得是南红玛瑙还是菩提的长链，手里拿了一把淡黄的折扇，也不知道是附庸风雅还是实在闷热。
灰色的T恤、黑色的马甲、宽大的长裤。衣服有着很大的口袋，大概是麻料的，再加上过分宽大的原因，所以显得有些颓，衬着存在感十足的圆肚皮，有型的小胡子，和眼镜下认真又犀利的眼神，让人觉得有些像云游的僧侣。而他宽大又挺括的黑色长裤，又显得很非常日系，让我想起了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服装设计师三宅一生。
史航是个万人迷，从活动结束之后，一群女孩子围着他就可见一斑。我虽然没有围着他，但也不能幸免的被他吸引。大概女孩子都喜欢这种，嘴上欠欠的，却时不时能语出惊人，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人。
他目前还未能走入婚姻，但他大概说，婚姻是一段时刻变化的过程。婚姻中存在着的问题就像是豌豆姑娘里那颗即使隔着八层被褥却依然无法忽视的鲜明存在。虽然大家都不想提及那些问题，虽然大家都想隐藏那些矛盾，但是那些东西正像是那颗咯人的豌豆，一时滚到男方腰下，让他辗转难安；一时又滚到了女方枕下，于是她也难受了起来。
大多数人，一旦选择走入婚姻，多数都选择尽量隐忍那颗豌豆。直到相互折磨，忍受到达了尽头，于是选择婚姻的终结。
而话剧，就是让这些隐忍的折磨，犀利的呈现，把你隐忍不发的冲突演给你看，让你看得难受，甚至痛彻心扉，又让你看得酣畅，松快而解脱。然后想，生活就是如此。
这是一个慢慢形成单身社会的时代。
过导说，当走入婚姻的成本大到不能承受时，我们便不会选择婚姻。后来活动结束，我逛书店时看到那些一人食、独居生活一类的书时，便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了单身社会的来临。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单身的一群人。集体抱团，又相互独立，谁和谁之间都隔着一颗豌豆的距离。
我是有些难受的。即使活动过程中，他们时不时引经据典，显得很博览群书的样子。因为伯格曼本身的经历和《婚姻情境》的情节，都让我对婚姻越来越难以抱有期待。
如果婚姻本身不存在诱惑力，那我选择婚姻的理由还在吗？如果没有理由选择婚姻，那么大概我离单身终老也就不远了吧。
周六考试。考完和同事的小伙伴吃了顿饭。然后去听了4位作家关于小说的对谈。
本身也是作家的btr作为主持人，明显要比夜间电台的男主播更能融入谈话的氛围中。因为有着共同的职业，所以即使四位作家生长在不同地区，有着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交谈起来依然非常融洽，不时地会碰撞出思维的火花，而且还经常能引发共鸣。
在参加活动前，我对于4位作家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思维定式的存在。他们简单而直接的出现在我眼前，听他们的发言，产生着最直观的感受。
文珍是4位中最年轻的作家。80后。看起来非常年轻。特别白净的脸，简单朴素的着装打扮。自然的黑色长发，斜分的短刘海，扎着半丸子头。她的外表直白地呈现着细腻而敏感的内心世界。
谈话的空白时，她有时听着听着会短暂的抽离，目光拉远，望着前方的某处，陷入自己的沉思里。而轮到她发言时，又认真得可爱，努力的展现着内心的想法，想要把那片丰富瑰丽的领域尽量真实的描摹出来。
她说，她写了三部作品，出第一部作品的年纪是在 29岁，是不太轻的年纪。大约就是我现在的年纪。
另外一位女作家是鲁敏。70后。看上去，她应该是一位特别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家。在成为作家之前，她曾经有过几段丰富而朴素的职业经历。
她说，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思考，会有不同的表达。也许此刻，我是这么说的，这是真实的。但也许将来，我又会把这一切推翻。
我很懂她的意思。生命不断把过往的经历堆砌拼凑，思维跟随不断变化的城堡而显得无常。我们不知道下一刻会经历什么，不知道下一刻思维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有时，我们甚至会不能理解从前的自己怎么会有那样奇怪的想法。但那些都是真实的存在，都是生命的过程。
骆以军。已知天命。他说，他去年生了一场大病。以为自己会就这样死去。他说到许多台湾作家的生病和死亡，说到许多他深受影响的外国作家的自杀和死亡。大约都在他这样的年纪。我想，一方面是来自于生活压力和过度透支，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受了某种心理暗示。
但，他毕竟熬过来了。我相信，一场大病后的痊愈是生命给予的馈赠。大多数逼近死亡后重生的人们，大多都会比起他人来，活得更加明白和通透。大概，他会写出更好的作品了。
他很会调侃，中年大叔讲着台湾腔的普通话，贱贱地调调，还经常夹杂脏话。似乎是为了让表达显得更加生动，又或是加深语气和强调。但是他同样也不吝啬于赞美，不吝啬于把他的阅历展露出来。
他说他话多。确实。但是他讲起故事来，生动而细腻。仿佛就是一段文字，或是一幅画面。说到《西北雨》时，我的眼前仿佛就出现了一片荒原，豆大的雨点凶猛地砸下来，嘈杂的静默，孤寂而绝望。
最后，有一个记者身份的人提问。他说，为什么在我们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仍然会看一些历史书、工具书、致用书，却很少看小说了。
其实，我想回答他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太着急了。
当我们走出校园，开始面对经济的压力、生活的重担、身体的衰老，我们都太急于学一些立马能用上的东西来改善现状了。小说，花费时间又很难马上消化使用，这样“无用”的时间消耗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如果小说作为消遣，那我们宁愿去看热闹的综艺、电视剧，来得轻松而有趣。于是，小说，就自然而然的渐渐被放下了。
然而，我突然想，生命真的有这么着急吗？我们为什么非要这么着急？着急到不肯耐心阅读一个故事，不肯留一段空白什么都不做，然后在精疲力尽之后，选择用熬夜看剧或暴饮暴食来“补偿”自己，来“奖赏”自己拼了命的努力。
真的有意义吗？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节奏调慢，不疾不徐地前行？
在某个周末下午，泡上一杯咖啡，拿起一本小说，轻松的读一个故事，让思绪飘远，想起某些过往，想起某个动人的瞬间，然后会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