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来为世人所推崇。值此五一劳动节之际，四海风靡、各处景点人头攒动，一派盛世景象。仆因故未能成行，只能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时光荏苒、岁月无痕，人到一定年岁便不爱凑热闹，信奉一动不如一静。得王检配合，可免费读刘和平先生著《大明王朝1566》一书，幸何如之、幸何如之！
圣人有云：三缄其口、沉默是金，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讲究眼观鼻、鼻观心、不动不言是菩萨，如猛虎在山、挽强弓而不发，人则不能知其深浅，为人一派雍容和煦，方有王者气象。仆细思之，写一读书笔记人畜无害，当无妨也。遂有几点感想，试言之！
一、当官就是当媳妇、对媳妇的态度就是你的政治风格
《大明王朝1566》里嘉靖皇帝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巧媳妇两头瞒”，细细想想，岂不就是如此，做媳妇的上面要侍奉公婆、同时还得照顾好丈夫，夹在公婆和丈夫之间，遇到事情，既要让公婆满意，又要让丈夫舒心，否则就是不孝、不德，所以只能居中妥善处理双方关系，当官不也是一样，上有领导，下有部属，处于如此承上启下的位置，有些话不能对底下说，有些话不能向上反映，只能在中间过滤意见，中断问题，缓和矛盾。太直太透都不行，必须得把握好分寸，天下无不是之父母，更无不是之领导，领导安排得贯彻落实，既要调动下属积极心，又不能寒其心。难！
书中，徐阶和海瑞两人为人处世的风格截然不同，徐阶既要完成嘉靖的各种要求任务，巩固皇帝的宠信，又要代表百官的利益。即便明知嘉靖的有些要求很荒唐很不合时宜，没办法，天下无不是之君王，殚精竭虑也得做，而且得做好，百官不一定理解这一番良苦用心，捣乱的也多。宰相说是调合阴阳，其实多半是裱糊匠。
海瑞，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偏执的人，一个信守应然法的人，最初我是不知道缘由的，当看到他为了孝母而对自己媳妇严苛教条，驱使如仆人的时候，我有点感悟了。海瑞一直迟迟没有儿子，好朋友李时珍诊断以后得出的结论是：“履行夫妻义务的机会太少，过于压抑、心里紧张所致”，李时珍劝到：“父母要孝顺，也别太委屈了媳妇”，海瑞在处理家庭关系的时候，是很偏执，很失败的，从他的政治风格来看，他是一脉相承的，他坚守心中理想，不畏艰险，只知道去做，而不想想能否做成，政治道德色彩太浓，忽略实际操作的困难性和复杂性。
二、无任何隐私可言的警察治理模式
大明王朝的监管制度可谓炉火纯青、臻于完善，百官无不生活在朝廷和皇帝的密切监督之下，细思极恐。如此一来，人人皆活在被监控之下，人人无安全感则人人便有了安全感，这是治理技术化的最高程度同时也是政治自信的最低点体现。嘉靖皇帝在裕王世子诞生之后，王府第一时间派人前来报喜之时，嘉靖早已准备好枣和栗子，且是随身携带，由此可见，在裕王府有暗探无疑。太监陈洪在内阁和徐阶进行政治利益交换之事，当时仅有他二人在场，但严嵩却在半小时后就知道了交谈的全部内容。王用汲和齐大柱给海瑞家送钱，送了多少钱，海母是如何拒绝的，拒绝的时候说了什么，都会在第一时间形成书面材料上报给司礼监秉笔太监。细思极恐。
三、明朝灭亡的始作俑者就是朱元璋
明朝推翻元朝，恢复汉家衣冠，朱元璋居功至伟。明末国家三个不死癌症都是朱元璋种下的，其一是宗藩之耗，其二是百官之贪，其三是税收弊端。朱元璋欲使子孙后代享受荣华富贵，制定制度：“按规制，一个亲王一年要贡米五万担，钞二万五千贯，锦缎四十匹，苎丝三百匹，绢五百匹，纱罗一千匹，冬布一千匹，夏布一千匹，其余各种开支更是不甚繁举”，朱元璋几十个儿子，到明末的时候，宗室人口达一百多万，这些皇室宗亲不准科举做官，经商做工，消耗国家财政收入几达一半以上。而将官吏的工资定的极低，从明初到中后期，物价飞涨了不知几倍，工资标准一直未变，官吏十年寒窗，如此低薪还得养家糊口，负担衙门各项开支，官员能不去贪污，剥削百姓吗？朱元璋的道德决定论无疑是驱使百官贪污腐败。厚养宗室、刻薄百官，一进一出之间，国家财政负担能不重，百姓负担能不重。宗室和官员是不用承担任何税负的，随着宗室和官员的增多，土地兼并严重，国家的税收收入越来越少，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百姓活不下去能不造反吗
四，从沈一石看商人悲剧和治国必以正道
沈一石，是皇室公司江南制造局的官商，号称江南首富，江南制造局兼浙江市舶司总管杨金水评价其：“面带权谋，心实柔软”，沈一石其人艺术造诣奇高，赋得《离骚》、弹的《广陵散》，且深得入世精髓，为皇商十年，所以才能从一小吏成为江南首富。从朱元璋时定下的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做官开始，商人在国家面前一直如惊弓之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因为，国家但凡要解决财政危机，钢刀指向的对象一是农民、一是商人，沈一石承包江南制造局皇差十年，织丝绸万百万批，其中上交皇室三百多万批，各级官吏压榨一百多万批，剩余几十万批作为纺织工人和原材料费用支出，沈一石其实是个空架子，当“改稻为桑”的国策难产以后，面对抗倭的军费支出，朝廷想抄沈一石的家解决的时候，最后才抄到几万两白银，沈一石最后楚人一炬，偌大府邸和自己一起化为一缕青烟。治国必须以正道，上至朝廷、下至百官、外之商人，都得讲规矩、守规则，任何非正常解决思路都是在竭泽而渔、在死循环中不能自拔，直到土崩瓦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朝嘉靖年间的一切党争，除为了政治权力，其余皆发端于朝廷的经济危机，不管是严嵩、严世蕃还是徐阶、张居正。历史人物没有脸谱化，没有十足的坏、也没有十足的善，上位都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考虑。
自古帝王、治国若不能施正道，遂有诡诈权谋，可得一时无事，必不可得万世之安。不视人心之所欲，不求人性之规律，徒以道德建章立制，其败必也！其身不正、而欲天下从之，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