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60年代诗歌概述
在50年代最初的几年中，诗人们尚在调整适应期，创作不多，比较重要的作品是抒写开国大典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何其芳)、《新华颂》(郭沫若)、《时间开始了》(胡风)等诗，可惜在个性化的艺术表现方面均欠火候。1953年到1957年上半年这段时间中，诗坛日渐热闹，三类诗人共同支撑着诗坛。一类是1949年前已经成名的诗人，经过淘汰、选择和诗人自身的调整，一些诗人陆续发表了新作；一类是本时期待坛的主力诗人，他们在1949年前已开始创作，于本时期成名；一类是新中国成立后走上诗坛的青年诗人，他们大部分来自军队，带给诗坛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征，他们是下一阶段的主力诗人。
1956年诗坛在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对诗歌创作中的问题曾有所反思。1957年上半年，在“双百”方针鼓舞下，诗坛涌现一批敢于触及时弊、勇于表现生活矛盾的诗．如流沙河的《草木篇》、艾青的《养花人的梦》、郭小川的《望星空》、邵燕祥的讽刺诗等，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思考和大胆的艺术创新精神。《诗刊》、《星星》也于1957年分别创刊，原可视为诗坛自新的开端，但接踵而来的“反右派斗争”使开端成为结局。
“反右派斗争”中，诗坛受到重创。
艾青、公木、吕剑、穆旦、唐祈、唐湜、苏金伞、李白凤、陈梦家、吴兴华、青勃、公刘、邵燕祥、白桦、流沙河、孙静轩、林希等一大批诗人被迫离开了诗坛。同样对诗发展形成巨大影响的，是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新民歌运动”的背景是“大跃进”，又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相关联。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讲话中，毛泽东指出要注意搜集民歌，并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接着，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新民歌”以及“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由此推展开来。故“新民歌运动”是由毛泽东提倡，各级党委政府组织、发动的一场群众性运动。“新民歌运动”对于诗坛的影响在于它被许多人视为与五四新诗传统相对立的诗歌发展的新道路。尽管有少数人持有不同意见(何其芳、卞之琳、力杨等)，而且在报刊上展开了关于新诗发展道路的论争，然而，“新民歌”问题实质上是不容置疑、讨论、选择的超出文学的问题。
60年代初由于连续几年的经济困难，文艺政策有所调整，创作界似见起色。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使全国的政治形势再次发生变化。从1963年起，诗歌创作出现了新的转折，政治抒情诗成为占据诗坛主导地位的潮流。直露地表白诗人的政治信仰和道德情操，甚至以标语口号来替代感情的抒发，成为一时的风尚。诗歌变为“战歌”。诗的主题由赞颂新生活，转向对“继续革命”的感情和行动的宣扬。诗歌的想象方式和象征体系也发生了变化。浅薄的比兴象征、托物言志的方法大量运用。红日、红旗、青松、风暴、井冈山、天安门等，被赋予了政治含义而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象征符号。
从诗人的构成看，50年代、60年代诗坛经历了分化与组合。在新中国成立前，存在着国统区和解放区两个诗坛，有一大批颇有建树的诗人，这些诗人何去何从，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诗坛必然要回答的问题。新诗史的重新估价对于这一问题作了回答。新中国成立初对于新诗历史的估价，臧克家的《五四以来历诗发展的一个轮廓》、邵荃麟的《门外谈诗》等文章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威克家以诗人的政治立场、态度，将五四以来的新诗整理为相互斗争的两大阵营，郭沫若、殷夫、臧克家、蒲风、艾青、田间、袁水拍及解放区诗人，是新诗革命传统的代表，而胡适、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等则是“和当时革命文学对立斗争的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作家的集体。”邵荃麟则进一步认为五四以来每个时期，都有两种不同的诗风在斗争着。一种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进步的诗风，是主流；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诗风，是逆流。臧、邵二人所代表的以阶级立场、政治态度、与革命事业的关系为标准的新诗理论模式．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领域建立新生政权权威要求的反映，它决定了一批诗人的隐退和一批诗人的改弦更张。
曾活跃于40年代国统区的九叶诗人中的袁可嘉、杭约赫、辛笛、唐祈、陈敬容、唐湜、杜运燮、穆旦，或不再写诗．或仍有诗作，亦颇受冷遇．而且不久也因作品得咎(唐祈、唐湜、穆旦在“反右”中校定为“右派分子”)。同样活跃于40年代国统区的“七月派”诗人，则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而于政治运动中沉没。其他在40年代曾活跃于诗坛的诗人中，郭沫若以《新华颂》作为其献给新生政权的第一声歌唱：“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丈，辐射寰空，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生者众，物产丰．／工农长作主人翁。”郭沫若在50年代大量政务活动之余，出版有诗集《新华颂》、《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百花集》、《百花齐故》、《潮汐集》、《长春集》、《骆驼集》。其中《百花齐放》以100种花为题写成的101首诗，展现了为政治服务的极大热忱。
从1957年到1979年一直担任《诗刊》主编的臧克家，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诗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是权威选本《中国新诗选》的编者，并由他对五四后30年诗史作了论断。减克家于50年代、60年代出版有诗集《一颗新星》、《春风集》、叙事长诗《李大钊》、《凯旋》及十年自选集《欢呼集》等。
30年代、40年代借鉴英美现代诗的艺术经验，并对诗艺有所探索、有所建树的冯至、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诗人，在50年代、60年代都努力尝试创作适应新时代趣味的诗歌。冯至有《西郊集》、《十年诗抄》，卞之琳有《第一个浪头》，李广田有《春城集》。艾青在“为社会主义歌唱”中，出版有《欢呼集》、《宝石的红黑》、《黑鳗》、《春天》、《海岬上》等作品，1957年因“右派分子”以及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吴祖光反党集团”、“江丰反党集团”关系密切而遭政治上的劫难。
以创作数量多而引人注目的诗人是田间，50年代、60年代他出版有短诗集10余部，长篇叙事诗集《长诗三首》、《天安门赞歌》和《赶车传》等。其中《赶车传》是包括《石不栏赶车》、《蓝妮》、《石不烂》、《毛主席》、《金娃》、《金不换》、《乐园歌》七部计两万行的长篇巨制。《赶车传》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959年和1961年，带有致命的浮夸弊病。
以《王贵与李香香》闻名的李季，在短暂的探索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1952年举家迁入油田落户。他写作了大量的与石油工人生活、劳动有关的诗，致力于歌颂建设者的英维主义，长篇叙事诗《杨高传》是其代表作。作为。诗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榜样，李季受到了广泛的赞誉。阮章竞因《漳河水》闻名，50年代中期他以内蒙新兴的钢铁工业基地为体验生活的基地，发表了《新塞外行》等组诗，这些作品放弃了民歌体而借鉴于古典诗歌五、七言歌行的格调和边塞诗的艺术，一度引起评论界注意。此外，张志民、徐迟、戈壁舟、方纪、邹荻帆等都有新作间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