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联的由来和发展。
春联儿。是对联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节日用联。每到春节，我国城乡各地，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有的地方叫它“春贴子”、“门贴”、“门对”、“对联”、“挥春”。鲜红的对联，表达了广大人民除旧迎新的祝愿和希望，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这是最为普及的一种迎春活动。构成我国民俗的一个特色。
贴春联，是古老的民族习惯，谈起来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桃人”。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上古的时候，有善于捉鬼的两兄弟，一个叫荼，一个叫郁垒，他们用苇索把朔山章桃树下害人的鬼缚起来，投给老虎吃。后来，那里的县官为了驱鬼，就在每年除夕，用桃梗做成两兄弟的形状，挂在门前，就是所谓桃人，并在门上画了一只老虎，还悬起几条苇索，希望用此消灾免祸。
若干年后，人们又把桃人简化为桃符，又叫桃符板、“仙木”。板由桃木制成，一般一寸多宽、7、8寸长，上面分别画着荼和郁垒的像，挂在大门两旁。用画像代替桃人，简化了一些，但画起来也不太方便，后来便以名代像，在桃木板上分别写出“神荼”、“郁垒”两个名字，表示他俩就在这儿。这样，神名对神名，成了二言对子，实际上这就是原始春联了。这种春联，就意义上说，仍和桃人一样，想借神力压邪驱鬼。
到了五代末，桃符在意义上有了重大发展。据《宋史.蜀世家》和《蜀梼杌》说，后蜀国王孟昶，与除夕常命学士为桃符题词。有一年，他嫌学士幸寅逊写的不好，就自己写了两句：“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种五言的对偶诗句，表达了对佳节的庆贺，比起那些单写神名的旧符，在意义上和文体上都刷新了。有人说自此以后，文人学士就群起效仿。不过，此说没有足够的证据。关于春联，有据可考的是，宋、元人的笔记。如《墨庄漫录》说，苏东坡在黄州时，曾在王文甫家桃符板上戏题一联：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
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叙楼攻钥书桃符：门前莫约频来客，坐上同观未见书。
元代《濯樱亭笔记》也有关于元世祖忽必烈命赵子昂写殿上和应门上春联的记载。元天历年间的扬元诚，在其所著《山居新话》中说，他也曾题寓所春帖：“光依东壁图书府，心在西湖山水间”。
像今天这样用大红纸书写的对联，是很难作为文物保存下来的。因此，如果没有书面记载，很难确定它起于何时。有人说，它起于明初，用红纸是因为有一种叫年的怪物怕红色。当然只说是迷信。
春联在明代盛行，是有据可考的。明太祖朱元璋很重视对联的作用。清人陈云展瞻在《簪云楼杂说、春联》中说，一年除夕前，朱元璋传旨，要京师公卿士庶人家门上各加春联一副，他微行视察，并亲自帮一家不会写春联的民户撰了一副。《明史、陶安传》说他曾送给侍从文人陶安一副门帖子：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明人周辉在《金陵琐事》中，说他曾赐给中山王徐达两幅春联：始余起兵于濠上，先崇捧日之心；逮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
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
类似的记载还有一些。这些对联，文字技巧颇高。皇帝亲自提倡，表明封建统治阶级以自觉的运用这一形式来宣扬德威，赐恩取乐了。
到了清代，盛况更是空前。雍正年间，皇帝赐给大臣张廷玉一副对联：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刚把这御赐的礼物精心保存起来，年年春节悬挂，京官已至外省民户也都仿制，并把天安改为皇恩，直接感恩于皇帝。到康熙、乾隆年间，皇帝每年都命翰林学士撰写大量春联，挂满各座宫殿的门屏槅扇，内容不外乎颂扬皇家威福。
在民间，据《春明采风志》说，京师进入腊月以后，塾师学长多卖对联者，预先贴报“书春墨庄”“借纸学书”“点染年华”等语于铺肆前，高桌红毡，炭盆墨䇳，纵笔大书门联横披。当时把这些卖对联的店铺叫做对摊。《光绪都门纪略、书春》中有一首诗说：教书先生腊月时，书春报贴日临池；要知借纸原虚语，只为些许潤笔资。写春联可以赚钱，可见普及的程度了。
清代城乡各地，春联的内容也极其丰富。袁枚《随园诗话》录有明瑞诗一联：沿途听爆竹，逐驿读春联。各地的春联，足以引起诗人的浓厚兴趣，读而不厌，那艺术性之高，内容之丰富，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歌颂皇恩，表彰将相者外，民间亦多有张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