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的局部器官比别人发达，于是他们就靠着这些器官在江湖上横冲直撞。譬如，宝二就经常炫耀自己必须用最大号的“中央一套”。不过，如果把战场移到麻坛上，那玩意儿估计屁用都没有。想到这些，我就很得意的笑了一小下。
不错，我是个麻将爱好者。一个人爱搓麻将肯定是缺点，但如果爱搓麻将而又经常赢钱，那就是优点了。所以，我不介意你视我为赌棍，因为那样除了显示你是个不解风情的人以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道理来。而且，相比于淫棍，我觉得搓麻将至少是一项智力活动，虽然都说劳动者同样光荣的。
当然，我不是文人，我不会把自己的麻坛活动与麻将所特有的文化品性及知识分子的素养、性情、生活情趣相提并论。但综观历史，确实有不少的前辈文人雅士对麻将厚爱有加。譬如，饮冰室主人就是一位麻坛高手。据说梁启超对麻将玩到烂熟，达到与读书、写作融会贯通的地步，所谓“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梁先生当年办报的时候，许多社论、时评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而且，他正式写作之前必须先玩上四圈麻将，只有这样，灵感才能纷至沓来。正所谓“手一舞之，文思汩汩而来”。
这就有了点传奇色彩。当然，梁先生属于麻将玩得好的那一类。其实，相比于梁先生，徐志摩的牌技一点也不逊色，虽然，这样的类比不免落入“关公战秦琼”的巢臼。但徐先生在麻坛风采逸然是公认的。梁实秋先生曾在《麻将》一文中形容徐志摩打麻将牌去如飞，不假思索，有如谈笑用兵，并用“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来形容这种从容姿态。
在梁先生的文字中我们不难读出对徐志摩的叹服，但是不是也有一丝郁闷和不甘呢？梁先生本人不擅麻将，自觉脑筋迟钝，跟不上别人的反应速度，与其受气受窘，不如不打。但难逃偶尔被人拉差凑角的厄运。有一次，梁先生在“雅舍”临时凑趣陪客人打了一通宵麻将，“这一夜打下来，天旋地转，我只剩得奄奄一息，誓言以后在任何情形之下，再也不做这种成仁取义的事。”但这种话也就说说而言，朋友之间，往往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据说，有一次他和闻一多到科罗拉多大学两姊妹教授家作客，饭后姊妹俩摆出麻将以添余兴。谁想四人都不通此物，只好参照麻将说明书，边看边打，窝囊地消磨了一夜，谁也没有规规矩矩地和过一次牌。
这真是一件挺遗憾的事！但麻坛失意者不独有他，列举起来，还有一大串，譬如，精通英、法、德、日、俄、拉丁、希腊等九种语言、人称“辜疯子”的辜鸿铭就是一位麻坛失意者，因牌技极差，曾被一帮朋友揶揄为“光绪皇帝”。同样归入此类的还有胡/适，据说，胡/适有一次打麻将，输了个精光，只好现场给潘光旦开了张三十几元的支票。是不是牌技太差，总是输钱的缘故呢？胡先生经常声称“麻将里有鬼”，极力反对打麻将，并将其与抽大烟、裹小脚和纳妾并称国华民族的“四害”。其实，胡先生输点钱有什么呢？他家里不是还有一位牌技好、会赢钱的老婆吗？据说他的老婆江冬秀经常召集一帮牌友在公馆里打牌，家里烟雾弥漫，麻将声不绝于耳。但胡先生竟不敢置一词，有什么办法呢？江冬秀每打必赢，而且她在麻将桌上赢的钱是胡家收入来源之一。
麻将场上总会有输赢，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诸君要知道真喜欢打牌的人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如果执著于金钱，其结果往往如柏杨所言，“再好的生死之交，一旦在牌桌上坐下，就会显了原形。平常用钱不分彼此的，为了一块钱都会面红耳赤；平常推心置腹的，届时便是欺之诈之，你投我的机，我骗你的牌；平常动则大笔款项往来。一赌起来，便是一个铜板都如临大敌。这般这般，再深厚的感情，终有一天黯然无光。”所以，麻将场上心态很重要，一场游戏而已，愿赌服输，不怨天，不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