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魏晋，我想，最与之契合的两个字便是“风度”，的确，从三曹七子，到竹林七贤，到陶渊明，再到大小谢，确实是担得起“风度”二字的。至于“魏晋风度”四个字，应是鲁迅先生所提出的，对于那个时代最精准的概括了。从此以后总有人问，为何偏偏把“风度”二字给了魏晋人？
先说“三曹七子”。他们开创了“建安风骨”的优良传统，开辟了文人诗的第一个辉煌时代，他们的诗，完美地诠释了“慷慨以任气”，为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所思所感。正如曹操所作“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是整个时代对于生存死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于人生短促的感慨，这种感慨弥漫在整个魏晋，自此奠定了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流。西方美第奇家族的一位统治者也曾作诗，翻译过来大概是“灼灼岁序，恰似晨露。今朝欢愉，明日何处？”在思想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两相对比，总少了曹诗几分气魄，大抵是少了魏晋时代的渲染，所以失了那份独属于魏晋的“慨当以慷”的风度。
在三曹七子和竹林七贤之间，正始名士的光芒要黯淡许多，但是不能不提。正是他们首发其端，酷爱庄老，兴清谈之风，就连吃五石散这一风气，都是由“傅粉何郎”何晏首开先例，中国文化的清流也是由他们而起，在这之后，才有了我们如今熟知的竹林七贤，才有了东晋时玄言诗盛行的局面。那时，正是王弼，满怀着建设一个强盛一统的王道政体的理想，注释老子《道德经》、《周易》，构建了本体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体系。可以说，魏晋风度的基本思想的雏形，正是从这是起开始构建。
然后是“竹林七贤”。这群游走于山林中的名士承袭了他们的前辈的风骨，并把风骨发扬到了极致，融入了骨血。后世谈及魏晋风度时，对于这七个人最是津津乐道，多是谈他们嗜酒食肉，吃五石散，恣意张狂，谈这时的名士最风流。但竹林名士的魅力远不止此。他们隐藏在竹林里的情绪，不是超脱放达，而是悲哀和无奈。他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太过通透，所以知道自己无能为力，所以只好用形骸放浪来掩饰内心的苦痛，用不和时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政治的不满。但是要这群名士完全脱离政治却也不可能，不然阮籍岂会“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呢？所以说，竹林七贤的风度看似是放达，实则是隐忍。
终于要来说说陶潜了，这位大诗人在历史上实在太过耀眼，导致我不知何处下笔。他不是起初就无尤无怨，恬淡安逸的，他也曾有过“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忧思和苦闷，但好在，许多人终其一生不得堪破的人生忧乐，陶潜在不惑之年就已经找到了答案。后来的故事，就是人尽皆知了，他成了那个超然世外的/在文学史上大放光彩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后世李白在追忆陶潜时曾写到“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我独独喜欢这一句，以为它要比前面的“茫然太古心”更接近陶潜的思想境界。然而，陶渊明的-番风度，只能代表他个人，而难以映射整个时代。
在写大小谢之前，我确实经历了一番挣扎。他们生活的南北朝时期，玄学和清谈的风气日渐式微，但是，这个时代，却恰好是魏晋玄学对后世影响的最直观体现，山水诗的盛行，大抵由于魏晋的隐逸之风和在玄学中尤为重要的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美的风尚。故而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也成为了魏晋风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家，当属谢灵运和谢眺，而这大小二谢正是他们的先辈谢玄口中的“芝兰玉树”，然则此般玉树，虽“生于庭阶”，却难安于庭阶，所以，他们选择了寄情山水。他们恣意却不放浪形骸，超脱却不嗔怪世道，所以李白才会对他们尤为欣赏，写下“一生低首谢宣城”的词句，甚至身登天姥山时都要“脚着谢公屐”，再甚至李白最终被安葬在谢眺居住过的青山脚下与他结下永世芳邻。李白概括谢眺诗风用了“清发”二字，尤为传神。所谓“清发”，大概是“清新秀发”，二谢都是如此，这样的清发，不止存在于他们的诗文中，更存在于他们的精神世界之中。清发，正是那个时代的文人和诗作的风度与内涵。
魏晋风度，既可以具体到魏晋时代的每一个人，又可以扩散到整个时代成为时代的总体特征；既是魏晋时代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象征，又是魏晋玄学倡导玄远精神的思想结晶；既是那个特定时代形成的人物审美的范畴，又是那个特定时代兴起的人物气质的外观。而最根本的，它是从魏晋时代延续至今的一种文化和人格的灵魂。魏晋是一个很有趣的时代，那时战乱交替、朝代更迭，但是当代名士的作品里却从来没有这些苦痛，从来没有对国家和社会的悲叹，更多的反而是对个人命运的关注。这些名士从个人角度观察社会，渐渐了悟“物各自造而无所事”的哲理，自此，他们渐渐模糊了物我的界限，渐渐为老庄的哲学所吸引，玄学之基由此砌成，成为了这个时代文人名士思想的源泉。他们开始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开始探讨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开始探讨自身的存在价值，由此清谈之风盛行。
在这之后的时间里，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诗文和言行使自己的人生达到表面上的理想境界。为什么说是表面上？这些名士在旷达恣意的同时，仍然挣扎在黑暗的政治漩涡中，在残酷的官场里，他们人生充满了深重的哀伤，所以他们的诗文里总充斥着“人生如寄”的感叹，这是魏晋风度中沉重的一面。但是魏晋风度的可贵之处就在，越是沉重，越是慷慨；越是挣扎，越是要展现真我。魏晋时代的名士像是叛逆的孩子，越是挣扎在政治的高压下，越是活得自在，越是不问九州天下，只追求自身精神的极乐境界，即使感叹着”人生如寄“，写下的也是”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旷达词句。
魏晋风度，逐渐演变为对于人类本心的追求，魏晋名士对于洒脱率真、放达真情的倡导，为后世文人们展示了人性自由真实的光芒与磅礴，魏晋名士把老庄的“无为”、”自然“刻印在了中华文化的灵魂深处，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审美方向，中华文化的独特韵致皆是来源于此，它塑造出了中国文人清高的气质，为处于低谷时期的文人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令后世文人在面对浊世与困境时，能以潇洒的处世态度和以及清醒的思辨去面对社会，寄身尘世之内，逍遥世俗之外。
魏晋风度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总体来看，可以归结为对现实人生和超脱生活的追求，它使人回归到了本性与自然，发掘出人生真正的道德和真正的意义，将人性之美传达于世，臻于真善美的极致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