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永刚
由于出身农村，所以很多时候总是不忘对于农村的关注，或是生活，或是学术，或是乡土人情。目前，大多数学者将海外中国研究与当前的国内农村研究联系起来，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传统”，自己没有细致考究，也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一定是学界的一个心照不宣的做法，应该会有许多的理由。
认识中国的农村往往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的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以前读书少，见识不足，自己以为是，总觉的应该闭口不提农村、农民。但是，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估计大部分人都不会否认自己有那么一点点“乡土中国”的情怀，这种情怀也是从实践中来的。因为所有的中国问题似乎都离不开农村；而中国的历史往往就是农村的历史。
具有历史学背景的海外中国研究就这样天然地在研究对象上与具有政治学及社会学背景的农村研究联姻了。实际上，当前的农村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实际上是人家早就在探讨中国的历史问题时涉及到的，这就让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些研究成果。何况，当我们在企图认识中国现状时，其实是在探讨中国的历史。当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农村研究说到底还没有自己所倚重的方法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就极容易为海外中国研究的那些让人赞叹的研究所吸引。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外中国研究在研究的对象上是农村研究绕不过的坎，而在理论方法上是农村研究一种典范。
世界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经历了无数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血缘关系，形成从未中断的中国文明进程。近十年来，村民自治虽然在曲折中发展，但各地的实践也出现了不同的制度创新，村民自治逐渐成为一项合理的、科学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呈现出较为完善的特点。村民自治未来实践和创新的重点将集中在如何协调好乡村社会中村民自治各参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上，自治、德治、法治“三治合一”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之提出表明，村民自治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因此村民自治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事到如今，研究农村的人好像并不太讳言其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现状的种种不满，甚至还急于宣扬他们的振兴中国社会科学的野心。不太清楚有这种状况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对中国社会科学方法理论上的种种担忧当然是潜在的原因，但是，我想，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诱因同样与海外中国研究在中国学界所掀起的波澜离不开。当年黄宗智教授提出的“过密化”理论及中国研究中的规范性认识危机的讨论，估计现在正在反思农村研究的学者不会陌生。目前的风向，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农村研究的意向：注重实践，注重中国经验，注重本土化的社会科学。
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以来，中国学术界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态势，各种西方主义思潮汹涌而入，为嗣后的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观念和思想武装。但自上世纪90年代始，科学化、专业化、规范化成为了学术界口号，启蒙的躁动日益被纳入学院体系的科学化建设中。本土化趋势有多重动因:中国崛起为学术本土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知识论的发展破除了对西方理论的迷信，意识形态也成为积极的推动力量。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具体的实践，一些学科的本土化探索已卓有成效。虽然本土化声浪高涨，但本土化主张也受到多方质疑。本土化的揭橥，实质上是在中国经济回归世界中心之后，向那种将中国置于边缘的主流学术格局进行挑战，企图在世界综合国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之际重新调整观念世界的力量版图。不论本土化理论自身有何种不自足，本土化对学术自主性的追求，都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它对西方理论的反省，对中国主体性的坚守，也为中国学术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动能。
中国学术历史上的传统，在吴文藻、费孝通一代人已经开始，当中国农村研究重举这些前辈的大旗时，海外中国研究进入人们的视野也是理所当然的：它一方面宣告认识中国的现状只能从实践中来，而不是理论中的想象；另一方面又表面中国的社会科学同样只能从中国的田野中来，而不是对西方经验的译介性的“本土化”。其实，研究的局限性不仅体现在外国学者身上，同时也体现在本土学者身上。在“本土特殊性”的认知基础上，学者往往将自己的研究只局限在一个熟知而特定范围内，将问题意识框定在特定的经验层面上，只注重中国社会中现实问题的分析与解读，建构起来的也只是一套与中国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系统。这种本土化诉求说到底只是一种内向性的防御措施，很难促成学术视野的向外扩展。当然，要以另一种“本土化”的思维和视角来研究本土问题、实际问题和真问题，从而摆脱本土化诉求的“特殊性”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