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要提出文学归真论，全然是由于文学创作的现实状态而使然，因为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确有一种文学越来越不像文学、越来越不是文学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存在和不断地趋于炽热化，对于文学实现真正意义和本质意义上的繁荣与发展来说，显然是一种悖论。所以，要实现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文学就必须返璞归真，真正赋予文学以应有的性质、品格和效能，使其在时代精神、社会蕴涵、思想内曜和美学范式的支撑与驱动下，全面体现自身的价值，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
文学必须如此。然而，文学既要如此，它就又必须从对时代和时尚的定位与选择中划出正确的界域。
一
在现实的文学创作中，之所以会出现文学不像文学、文学不是文学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在思想导向、审美走向和价值取向发生倾斜与变异的情况下，一些缺乏灵智与操守的文学便被所谓的“时尚”所围困，乃至陷于缭乱、香艳与矫饰之中，不但失去了自身的活力与光彩，而且沦为精神的垢腻与艺术的疣物。他们（作者）一面将文学与时代相剥离，而另一面则将文学与时尚相联动，要么以前卫的姿态挑战社会认知、颠覆经典文化、摈弃优秀传统；要么用浑噩的架势抒写伤感的情爱、摹传飘忽的灵魂、调侃无聊的人生。他们以时尚的眼光看人看事、用时尚的笔触写生写死，一会儿是音乐、时装、美食、酒吧、迪厅以及小资的天堂与猥亵的笑声，一会儿又是表演、服饰、电影故事、装置艺术、健身运动以及骸骨迷恋式的怀旧复古与销魂呻吟式的情场怀念。它们作起“秀”来花样百出，时而“下半身写作”，时而“胸口写作”；时而“欲望膨胀”，时而“身体狂欢”；时而说“千万别把我当人”，时而又说“当个小人真快活”。他们扮起“酷”来凶神恶煞，时而大叫反理性、反伦理、反艺术、反美学，时而狂呼“女为悦己者隆”、“有奶便是娘”；时而发誓要“吃掉鲁迅”，时而宣称要“水煮《三国》”；时而标榜“游戏写作”、“博客写作”、“私语化写作”，采取一切方式“积累象征资本”，不断变换角色充当“时尚写作软件”；时而又放言要极力“赋得闲适”，任意消受“意念按摩”与“精神桑拿”，不断追求“意义的失落”与“人性的变异”，大力推行“商业写作”、“消费写作”与“露水文学”等等。
时尚文学的表现形态虽然花样多多，但其本质形态和终极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假文学之空壳以自娱，以文学之名分而营私，在攀附潮流中追慕时髦，从矮化精神中消解人生。
这样的所谓“时尚文学”，其实早已经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了，而只是一种文学的泡沫，只是在壮阔的时代大潮中漂泊无定的话语浮萍，只是从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链条转动中所散落下来的精神碎渣与生活尘垢。文学一旦被这样的时尚所攫取，文学也就失去了它自身的特点、性质和功能，而文坛一旦被时尚文学占据过多过大的空间和地盘，文坛也就难免要发生生态危机。不是么？正是在时尚文学的孳衍中，具有鲜明时代精神、厚重社会涵负、积极思想导向和强烈艺术魅力的文学宏构与文学精品，不就令人颇有难觅的感觉了么！近些年，文学作品的创作数量几乎是在以几何数字增长着，年均长篇小说的创作量早已突破1000部，散文和诗歌的创作量更是直线飙升，作家的队伍已经到了浩浩荡荡的程度。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工人和工业题材的作品却占不到1%，更遑论出现可以与《百炼成钢》（艾芜）、《乘风破浪》（草明）、《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等相比并的佳作；写农民和农村题材的作品也只能占到3%左右，更遑论出现象《暴风骤雨》（周立波）、《三里湾》（赵树理）、《创业史》（柳青）等那样深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厚重与谐趣之作。虽说写部队、写军事和写战争的作品相对要多一些，但其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力毕竟还是难以与《保卫延安》（杜鹏程）、《红岩》（罗广斌、杨益言）、《林海雪原》（曲波）、《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欧阳海之歌》（金敬迈）等相轩轾。
当然，我们并不是题材决定论者，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题材的选择与创作的成败是大有关系的。因为大题材往往是铸成大作品和好作品的前提与基础，更因为只有大题材才有可能、有条件、有资格、有能力承载和涵负时代的主要内容、核心本质与基本精神。这里所说的大题材，主要是指那些最能反映生活主流、最能体现时代精神、最能代表大众意志、最能涵寓生活本质、最能见证社会变革、最能标示发展趋向的最实际和最深邃的社会生活以及贯穿于其中的“事”和活动于其中的“人”。
对于成功的文学创作来说，题材只是一个方面。在题材之外，还有思想内容、生活场景、人物塑造、情节展绽、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等。所有这些，也都需要创作主体紧扣时代本质和时代精神，严格按照生活逻辑、美学法则与艺术规律，加以创造性的选择和应用。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对时代和时尚的定位与选择常常至关重要。在这里，趋附时代与追慕时尚乃是有着巨大的分野和本质的区别的，其结果也大相径庭。前者以凝重的形式和优美的艺术所反映和表现的是最受人们关注和最为历史所铭记的社会变革与生活变迁、灵魂净化与人性淳化、道德提升与时代发展，而后者以轻佻的手法和形式所展示和裸露的则是飘浮于生活表面和零落于社会犄角的空虚灵魂与逐利心理、狂躁情态与自悦欲望、顽劣品性与颟顸追求。
当然，对于时尚，我们并不一概排斥，更没有理由完全把它与时代对立起来。这需要分析，更需要分辨。时尚，是一个中性的语义概念，是一种视角符号，是一种意义的编码活动，是识别、品味主观信仰的生产和再生产。所以，要追逐时尚，就首先应当具有理解时尚语义符号意义的能力和判断时尚具体内容优劣正反的能力。因此，对时尚的臧否和取舍，就只能取决于它在特定环境和特定条件下所秉有的具体内容和实际效能，当这种具体内容和实际效能与时代本质、时代精神和时代发展的大趋势相吻合、相一致时，就是积极的和可取的；反之，则是消极的和不可取的。就流行的时尚文学创作而言，正因为其所涵负的内容和所发挥的效能多有消解时代精神和违逆美学规律之弊，所以我们才不得不予其以有分析的理性化节制与否定，其目的惟在于将现实的文学创作从对时尚的失度追慕与效法中拯救出来、解脱出来，以使其恢复自身的本性，回归自身的定位，体现自身的价值，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
文学在时尚与时代之间所作的定位和选择，只能是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地从时尚走向时代。因为文学在本质上是与时尚没有关系的，而文学却永远只能是时代的徽记与跫音，是时代的趋附者和伴跑者，是对时代本质和时代精神的审美体现与艺术传达。不仅文学的生命之根和活力之源来自时代的土壤，而且文学的思想光耀与艺术灵韵也来自时代的律动。文学之于时代，犹如生命之于太阳、大气、食物和水的关系一样，一旦有瞬息的疏离和睽隔，它便立即会成为沙漠之塔与涸辙之鲋。至于时尚，乃则是只有当它与时代精神相吻合并成为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时，才可能与文学发生某些非本质的联系，并以融入时代精神的方式而被文学所汲取。显然，时尚对于文学的价值惟在于它与时代精神相一致并被时代精神所融合，否则，单纯的时尚，特别是那些与时代精神相逆忤、相悖离的所谓时尚，不仅是与文学无涉的，而且是对文学有害的。我们现在的文学所遭遇到的时尚，在许多时候就属于这种情况。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文学才需要在时尚与时代之间作出选择，并务求从追慕时尚而转向紧随时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无比庄严地指出：“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这本质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最能代表生活主潮和大众心音的时代精神。作为作家的契诃夫，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所得出来的结论，仿佛是在对列宁的话进行着具有说服力的阐解与诠释，他说：“文学家是自己的时代的儿子，因此应当跟其他一切社会人士一样受社会生活外部条件的节制。”而作为美学家的泰纳，则从更高和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层次上进一步透彻地告诉人们：文学艺术创作，就其本质而言，是对时代精神的艺术概括、艺术表现和艺术传达，所以，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也不允许与时代精神相割裂、相背离。泰纳说：“的确，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会流产。”因为在实际上，这种“精神气候仿佛在各种才干中做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这说明，时代精神不仅是创作获得成功的契机，而且也是作家发挥潜能和施展才能的契机，一旦疏离或舍弃时代精神，一切作家和一切文学创作便都将注定会无所作为，或者只能在无奈之中制造出一些在本质上不像文学和不是文学的所谓“时尚型”的“文学”来。所以，泰纳指出：“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的地位。企图向别的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时尚文学的追慕者和制造者这样说呢？我想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时代早已给作家定下了一条最能发挥作家才智和发展文学创作的路，对于那些至今仍徘徊在时尚与时代之间，或者至今还痴情于时尚文学的创作者们来说，确实存在着一个改弦易辙、返璞归真的问题，即从追慕时尚而转向趋向时代。
要使文学从浮艳、缭乱、浅悖和矫饰中返璞归真，真正具有文学的本色、特点、优势和效能，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真正意义和本质意义上的文学应当如何和必须如何。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它是理性分析、科学认知和有效提升文学的前提与基础。对于此，正确而中肯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从生活到艺术、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精神、从情愫到心理，都必须切切实实、真真正正地归属于文学所属的时代，并以探求的精神和创新的艺术全方位、多角度、近距离、大聚焦地描绘和表现这个时代。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尽管可以多种多样，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和对时代的担当却永远只有一个准则和目标，即血肉相连、准确表现、深刻反映。文学，只有在与时代的血肉相连中，才能正确地认识时代、准确地表现时代和深刻地反映时代；而文学要与时代血肉相连，作家就必须立于时代的潮头、处于时代的中坚、充任时代的先锋，切实与时代融为一体，感同身受，耳畔时时刻刻跳跃着时代的音符，周身时时刻刻律动着时代的脉搏，而决不能是倚在时代大潮的边沿轻濯慢浣，更不能是站在时代大潮的对面隔岸观火。为什么？因为文学不是时尚的花朵、不是空想的月晕，而是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和对实际生活的艺术概括。作家没有从实际生活中激发出来的真实而强烈的感情、没有对实际生活的透彻了解和深刻体会，那是万不可能深刻反映时代本质和准确再现时代精神的。
这是一个铁的定律。诚如鲁迅所说：“现在有许多人，以为应该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这自然并不错的，但如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漩涡中，实在无法表现，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鲁迅这话，无疑是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但它同时又被无数的实践所证明。像《人间正道》（周梅森）、《英雄时代》（柳建伟）、《历史的天空》（徐贵祥），像《东藏记》（宗璞）、《CA俱乐部》（柯岩）、《抉择》（张平）等，这些作品的内容和风格虽然各呈异象、各擅其优，但它们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却是紧跟时代、紧贴生活，紧追急遽变革与发展的现实社会，紧随最直接创造生活和推动社会变革与历史前进的人民大众，并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震撼力和强烈的感召性。人们从这些作品中，不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变迁、大众的心声和时代脉搏的跳动，而且还可以从这种真切的感受中认识生活本质，领悟时代风韵，激扬奋发精神，坚定必胜信念，提升道德素质，树立崇高理想。文学作品能够具有这样的品格和发挥这样的作用，无疑是其自身价值的充分体现；而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具有这样的品格、效能和价值，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文学真诚地归依了它所属的时代，并真切而深刻地反映和表现了它所属的时代。
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是一个广涵的概念，是一个本质的概念。对于文学所属的时代来说，虽然其主流是现实的，是近距离发生的生活变迁与社会变革以及发生于其中的大事和活动于其中的大众，但与此同时，它也不排除对过往的时代的审美呈现与艺术追诉。因为过往的时代同样也是时代，同样也赋有创造活动和情感经历，同样也具有审美功能和认识价值，在经过历史的淘漉与沉淀之后，人们似乎才更容易看清其中的功过是非、分清其中的美丑优劣，并因此而更能够把握其内在规律，更容易得出准确的结论。所以，在文学的时代概念中，是应当包括历史题材在内的。关键是要反映生活和人性的本质，是要赋予文学以闪光的思想、厚重的内容、生动的情节、鲜明的形象、创造的激情和强大的魅力，是要使文学具有崇高的意义、感人的力量、认识的价值和审美的功能。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像《李自成》（姚雪垠）、《白门柳》（刘斯奋）、《张居正》（熊召政）等，即属此类。
当然，尽管文学的时代概念是一个广涵的概念，可以包括有价值、有意义、有魅力的历史题材，但时代毕竟还是要以近距离、零距离的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为基础、为主体、为中心的，这种大的比例格局乃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因为不论社会实践和人民大众，都更需要从现实题材的文学结构中认识生活，提高素养，培育道德，激励精神，汲取源源不断的诗情、画意和美感；同时，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自身也最具有这样的本能特点和天然优势，最能够与广大群众发生思想共鸣、审美共融和心灵共振。至于在创作实践中，究竟应当如何进行题材的摄取和把握各类题材的比例，那就是创作主体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而进行具体勘察并作出最终定夺的事情了，这不啻是对作家思想水平和艺术能力的一种严格测试与严峻考验。
元好问曾有诗云：“眼处心生句有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当我们的文学面临要对时尚和时代作出科学定位与正确选择，并实现从时尚走向时代时，读读元好问的这首诗，肯定会大获启悟、大有裨益的。
编后
时尚文学乃是既没有文学的脊骨，又没有文学的灵魂的，其所有的只是徒然而狂纵的文学形式而已。自然，这样的文学最终也不会真正具有文学的价值，更不会发挥文学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提出文学回归论。所谓回归，就是要使文学从追慕时尚而变为趋附时代，从浮艳、浅悖、空泛、低庸与矫饰的围困中走向真实的生活与积极的人生，走向多彩的现实与光辉的未来。这是一种蜕进，这是一次飞跃。对于文学来说，只有在这样的蜕进和飞跃中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和发挥自身的作用，并进一步走向更大的繁荣与发展。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