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曾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小说到底写的是谁，至今还是一桩无头案。而冰心后来辩解说，她写的并不是林徽因，而是陆小曼。张爱玲说：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人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层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这就是中国女人生存的背景，一个女人得把道德看得比什么都重，得在道德上没有说词，才能立得住脚。而一个抛头露面呼朋唤友的女人，总有被人说三道四的地方。
现实中的30年代，存在一个太太的客厅，这客厅自然是林徽因的客厅。一个女人的客厅。一个漂亮的、热情的女人的客厅。但这个女人的客厅却不是一般社交场合中的应酬场所，人们来这里当然是因为主人具有吸引力，但这吸引力却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女人生得漂亮，而是因为主人的热心，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这里的女主人知识渊博、思想独特、个性特别、语言幽默。还因为她比一般人更人性化，能够理解人。也比一般女人落落大方，全没有过去女人的虚伪神容。聚集在这里的人，都是北京城知识界最优秀的学者、教授，当然以男士为主，也有女士来，大多是周末陪着丈夫一起来的，只要你不小心眼，没有一般女人的嫉妒心，就会成为主人的朋友。萧乾回忆说：“她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徽因总是滔滔不绝地讲着，总是她一个人在说，她不是在应酬客人，而是在宣讲，宣讲自己的思想和独特见解，那个女人敢于设堂开讲，这在中国还是头一遭，因此许多人或羡慕，或嫉妒，或看不惯，或窃窃私语。”
这客厅是有些特别，它不同于权贵的客厅，不同于交际花的客厅，也不同于社交界一般的客厅。徽因的客厅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不带这些功利特色和无聊成分。徽因客厅的客人，是一班知识分子，为了谈文论艺，或者干脆就是为了休息和友谊聚到一起。
这些朋友都是关心徽因和思成的朋友，最初他们与徐志摩时不时地上香山探望徽因的病情，后来当徽因回到北总布胡同的家中后，他们就常来家中坐坐。这群人其实是老金（金岳霖）在大学里的亲密同事。当时，身在其中的费慰梅回忆说：“除了其他人以外，其中包括两位政治学家。张奚若是一个讲原则的人，直率而感人。钱端升是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陈岱孙是一个高个子的、自尊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的教授，都在其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突破。在哈佛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李济，领导着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发掘。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领导着影响很大的社会研究所。这些人都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老金自己一样，是一些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六，一些妻子们也会出席并参加到热烈的谈话中去。”她又写到：“徽因的朝南的充满阳光的起居室常常也像老金的星期六‘家常聚会’那样挤满了人，而来的人们又是各式各样的。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仆人们外，还有各个不同年龄的亲戚。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爱把她们的同学们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她们在这里常常会遇见一些诗人和作家，他们是作为徽因已出版的作品的崇拜者而来的，常常由于有她在场的魅力而再来。”这其中就有沈从文，还有后来的萧乾，等等。“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的哲学家金岳霖，实际上是梁家一个后加入的成员，就住在隔壁一座小房子里。梁氏夫妇的起居室有一扇小门，经由‘老金’的小院子通向他的房子。通过这扇门，他常常被找来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的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在这种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和客人混在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显然这是一群饱学之士，他们学贯中西，多才多艺。他们各有各的专业方向，又有共同的理想追求，后来都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学者、专家，成为自己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独立于腐败的政权，绝不同流合污。但他们却是一些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大事、怀抱一腔爱国热血、具有良知和责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目标是教育救国，通过奉献知识，传播现代思想，改造未来国民，达到将中国带入现代文明社会的目的。他们与梁启超、林长民的最终目标一致，通过自己的奉献期望一个民主、现代国家的诞生。但他们又都鄙视政治，不与政治同流合污，他们更愿意钻研自己的学问，为后世留下自己的探索成果。
金岳霖后来回忆道：“三十年代，我们一些朋友每到星期六有个聚会，称为‘星六聚会’。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政治的情况，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对那个安排，我们的兴趣也不大。我虽然是搞哲学的，但我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有的时候邓叔存先生还带一两幅画来供我们欣赏。就这一方面说‘星六集团’也是一个学习集团，起了业余教育的作用。”当然，这些人不仅具有非常前沿的现代学科知识，而且个个是雅士。金岳霖说：邓叔存是我朋友中最雅的。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有绝招，在切磋学问、谈论时局、谈文论艺之余也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聚在林徽因的周围一方面是因为她美丽可爱、活泼动人、直率、真挚，但更重要的是她有宽广的胸怀，对人性有透彻的了解，对情感多有包涵，对事物有独特的见解。还因为她心性极高，悟性极好，见多识广，她比别人更具理解力。她不仅能够理解自己了解的情感和事物，也能理解自己所不了解的情感和事物。当朋友需要她解决问题时，她有能力给予帮助。当沈从文因为感情纠葛烦恼时，她能说出真诚而惊世骇俗的一番言论来，她既敢做敢为，也敢说真话。她说：“我认定了生活本身原质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体验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近于神话理想的快活。”她说：“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把自己变成丰富，宽大能优容，能了解，能同情种种‘人性’。”
他们的聚会舒心、舒服、有趣、有益、热闹。在这些聚会中，吃的咖啡冰激凌，喝的咖啡都是老金的厨师按老金的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不过有时候，星期六下午在老金家的聚会时常移到一家中国饭馆继续进行。这些聚会的中心人物当然是林徽因。费正清回忆说：“她是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的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她穿一身合体的旗袍，既朴素又高雅，自从结婚以后，她就这样打扮。质量上好、做工精细的旗袍穿在她均匀高挑的身上，别有一番韵味，东方美的闲雅、端庄、轻巧、魔力全在里头了。”
当朋友们散去之后，她的音容、表情，特别是她的观点、见解，让朋友们感慨不已。下一次朋友们又会为她的魅力、见解吸引而来，这些聚会几乎成了朋友们的精神食粮，成为这个小圈子的生活方式。去徽因客厅聊天，意味着单调生活的中断，新的活力和激情的注入，生活中的一点点涟漪，让人们回味无穷。这样具有激情、才华、创造力的女子，在中国四平八稳的传统社会中，就像夜空中闪亮的星星，让人景仰、愉快、幻想。
客人走后的一周中，徽因或趴在画板前画图；或在桌前写诗；或写作她的建筑学论文；或为准备外出考察阅读典籍；或外出离开交通主干线考察，等到周末，她把自己一周的趣闻、生活经历、工作情况、思考所得出的思想、阅读书籍的内容和感受讲给朋友们听。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也没有因为需要扶养儿女、支持丈夫、操持家务就放弃自己的专业和追求；也从没有忘记过自己心灵的追求；也没有屈服于社会、他人的舆论而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当别的女人不由自主地接受传统思想的熏陶束缚自己；当别的女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社会现实的安排，安于在家相夫教子时，她有意识地挣脱了男权社会安排给女人的命运和角色。当她与中国最优秀的男子高谈阔论的时候，当她的足迹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当她流连忘返于世界名胜古迹，当她奋笔疾书的时候，别的女人做着传统的女性角色要求于她们的毫无创造性的事情，屈服于生活，或喟叹自己的命运。
她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给予她可爱的孩子们，但她把平等的友谊和尊重给了她的孩子们，给了他们自然的爱。她成为最杰出的妇女；成为男士理想中的女性；成为吸引年轻人的偶像；成为大家乐意接受的朋友，是因为——她要“做自己”。
（本文摘自《林徽因画传——一个纯美主义者的激情》，张红萍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