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办了一次诗歌节。事后她坚决地说：永远不会有第二次了。这是不是诗歌边缘化的又一个旁证呢？
一次不由自主的行为艺术
□本报驻沪记者 王寅□实习生 余睿
7月9日晚，成都，白夜酒吧，白夜诗会在这里举行。
诗会临近尾声的时候，在观众和诗人的一再要求下，诗歌节的主持人翟永明就着微弱的烛光，朗诵了她的《终于使我周转不灵》。在朗诵之前，翟永明说，这首诗和我现在的处境非常贴切，众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敏感善变／好端端的一整天／你谋杀了我的嗓子／从温柔的资讯到沙哑的排练／你终于使我周转不灵……”
第一次组织诗歌节，翟永明尝尽了各种滋味，整个筹办过程可谓一波三折。诗歌节最早的策划始于4个月以前，翟永明向成都双年展投资人邓鸿提议办一个诗歌节。邓鸿一口答应：和双年展一起办，让翟永明来主持，以后每次双年展都有诗歌节。诗歌节的资金解决得如此顺利，出乎翟永明的意料。
主持成都诗歌节，翟永明有两个希望，一是做一个比较纯粹的诗歌节，促进诗人之间的交流，二是在表现形式上有所突破，做一个开放的、与媒体和艺术家互动的朗诵会，“把被认为是边缘的诗歌诠释为可听的、可看的、可与观众互动的、新颖的艺术形式”，为此她邀请了艺术家朱金石和戏剧导演曹克非共同策划。
但是接下来的情形充满了戏剧性，整个筹办过程，就是一个消解和削弱创意的过程，诗歌节的举办场地前后变化了5次。翟永明为每一次改变场地所作的文案全部停留在纸上，她因此戏称可以当作一个方案作品展出。
就在翟永明不断做着减法和妥协的时候，在诗歌节举行之前的3天，诗歌节最终还是因故取消。诗歌节的研讨会改到西南交大举行，朗诵会则不得不放到翟永明的白夜酒吧。诗歌节退到了最后一步，从10000平方米的空间后退到60平方米的小屋子。
在为诗歌节撰写的前言中，翟永明这样写道：“诗歌在现实生活的位置中、在大众关注的视线中，可谓大踏步地后退，退到一个沉寂和孤绝的位置。”这也是曾经辉煌的诗歌如今地位卑微、处于边缘的真实处境。
从去年开始，国内的诗歌节越来越多，每个月全国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诗歌活动。从表面上看，重新以高调进入公众视野的诗歌大有复兴之势。但是，我们不难在这些貌似热烈和喜庆的诗歌活动中，发现这些活动与需要文化装点门面的政府行为有关，与企业的项目推广有关，惟独与诗歌的本质距离尚远。在披上了多层功利外衣的诗歌嘉年华中，被宠幸的诗人只是最为廉价的砝码而已。
初衷特别浪漫
记者：你刚开始是出于什么想法，提出办诗歌节的？
翟永明：我经常在国外参加诗歌节，发现诗歌节可以促进诗人交流，对诗歌的发展很有意义。相比之下国内有很多诗歌节做得还不够。前不久我在北京参加北大诗歌节，当时就和周瓒在一起商量，怎么才能做一个跟传统诗歌朗诵不一样的活动呢？我一直想，如果资金到位，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全新的、综合的诗歌朗诵形式。
四川这个地方，诗人比较多，从1980年代到现在，再追溯到古代，诗歌传统没有断过。如果我们做一个比较纯粹的诗歌节，也有利于四川的诗界、诗人跟外界交流，达到一种比较开放的状态。网上有人嘲笑我们只有4个老外就敢叫国际诗歌节。实际上我们是想为下一届做准备，做一个开放的立场和姿态。
记者：你觉得这种不一样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翟永明：以往传统的诗歌朗诵会空间是封闭的，下面有观众，诗人在上面朗诵，不够开放，也有些枯燥。我想利用双年展，跟多媒体结合，更多地从听众角度考虑问题，做一个诗人与听众互动式的朗诵会。
记者：可以说得具体一些吗？
翟永明：最初的设想是在一个艺术空间里面，用和戏剧有关的形式来做诗歌节。后来的变化却完全不同了。
从“10000”改到“1000”
记者：谈谈诗歌节最初定下的场地吧。
翟永明：之前我找到了朱金石，跟他交流了一些具体想法。我开始还想把主题定为“吟·影·音”，吟就是指朗诵，影指多媒体图像，音就是音乐。做减法的主要原因是中间变数太多。
邓鸿有一点做得特别好，就是不干涉我们的想法。但在空间这个问题上，我们就遇到了麻烦。一开始他让我们到10000平米的展厅，把诗歌朗诵会与双年展搞到一起。我和朱金石一去看就吓了一跳，展厅15米高，还正在装修，到处是叮叮当当的回声。我想，怎么可能在这儿朗诵诗？我们就想办法自己做了一个隔开的空间，并且解决掉了回音的问题。
我们开始都挺高兴的，我和朱金石在这个10000平米的空间想了很多办法，包括很多细节，譬如找一些布料把诗人的诗句印上去再作成装置，我已经找到了人做这个事。但是后来又要换场地。
记者：为什么又要换场地？
翟永明：这中间有很多变化。后来知道世纪城7月8日那天还有别的活动，所以他们说给我们一个小的空间，就是展厅中间的连接处，大约1000平米。我开始觉得那个小空间比原来的10000平米好，可以实现很多设想。我们又想了一些新的主意。但是，主办方突然又来告诉我，当天会有其他的活动，如DV大赛、儿童涂鸦活动等，要让我们跟双年展的开幕式合在一块儿。还有人说，要不你们就在外面的空地上办诗歌朗诵会吧。
记者：当时跟他们理论了吗？
翟永明：当然要去理论。我很生气，说要不我就找一个大学做朗诵会，邓鸿说不行，因为他出的资金还是得在世纪城做，况且诗歌朗诵会已经对外打出了世纪城的名字。
从“1000”改到金色歌剧院
记者：协商的结果呢？
翟永明：邓鸿说，我给你找个更好的地方，在金色歌剧院。我对金色歌剧院没什么概念，当时觉得独立出来也不错，至少比在世纪城跟去啤酒节狂欢的人混在一起好。但后来我仔细一打听，金色歌剧院里面有1800个座位，吓我一跳，这么大的空间，下面没几个人听，太恐怖了。再说那儿的装修也与诗歌节不吻合。我和诗歌节组委会负责人黄效融商量，能不能找一个小一点的地方，大约七八百平米。后来我们就找到了锦江厅。但发现那儿空间特别小，很低，根本不可能放下什么装置，而且里面也很豪华，都是水晶大吊灯，我一看就特别绝望。在诗歌节的气氛里这种豪华显得很古怪，但是当时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在这种条件下想办法来改造。
那时，时间已经很紧了，我当时以为就定在锦江厅了，还想好了要把水晶灯包起来，做得像装置一样的，材料都买了，海报和请柬上地点也印好了，但突然又接到主办方电话说，7月8日那里要开会，不能用。我都要疯了，快崩溃了，我在电话里对黄效融吼起来，说我不管了，我要去找个大学来做。后来我也很后悔，黄效融一直对我们很关照，也想了很多办法。这事他也确实没办法。但我当时确实是快要崩溃了。
从金色歌剧院改到山珍堂
记者：这次又是什么结果？
翟永明：最后他们说有一个地方是保证不会有变化的，就是山珍堂。那时随便给我个空间能做完朗诵会，我就满足了，以前所有的想法都不管了，只要做完朗诵就够了。我很疲惫，还想着怎么装饰一下场地，结果又是很突然地接到消息说，那里中午有一个婚礼。婚礼要进行到下午两三点，我们8点开始朗诵会，中间四五个小时，你要把一个餐厅装饰成一个诗歌朗诵的空间，而且还不知道中途有没有变数。肯定是没别的办法了。哎！我真的要崩溃了。接着，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然后不停地想办法。
记者：你中途有没有想过放弃？干脆不办了。
翟永明：当然想过。如果是我一个人的事我早就放弃了。但这事牵涉到这么多人，又进展到了那种程度，已经无法放弃了。
最后一天去看山珍堂，我已经快病了，非常疲惫，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临走时我还是想到了要在别人婚宴用的大屏风上，弄成一个白色屏幕放映纪录片。当然最后这也没戏了。开幕前两天去赴唐诗宴的路上，被通知诗歌节取消了。
从山珍堂改到自己“家”里
记者：最后取消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解脱呢？
翟永明：还真是有一点解脱感。我想，就像在拳击场上，一拳又一拳地打过来，听到取消的时候，挨了最后让你倒地的一拳。终于踏实了。这事太戏剧性了，空间变了5次，每一次我都有过一个完整的方案。我想以后也许我把这些方案做出来，可以做一个纸上作品了。后来我去医院了，情绪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有点难受。网上有人说我气病住院了，我可没那么脆弱。但是那一天情绪就是大起大落的，太紧张了。我整个人是恍惚的，脸上的神色也包不住。美国的两个诗人已经在天上飞了，其他的外地诗人也快要飞来了。我心里很强烈的一点就是我还是要做下去。我想至少要给千里迢迢飞过来的国外诗人一个交待，实在不行朗诵会就在白夜里举行，因为这是我惟一能控制的地方，别的我都不能控制。
记者：接下来呢？
翟永明：接下来就改到我自己的白夜酒吧了，你知道的。
记者：诗歌节好歹终于举行了。
翟永明：我猜美国诗人艾略特他们，还有委内瑞拉诗人不是很高兴，一直说我没有给他们一个日程表。他们老外还想着是国外那种诗歌节，什么都安排得特好，人家至少提前1年准备，我们才两个月。而且国外不会有这么多变数。这太具有“中国特色”了。
记者：这事本身确实是很有戏剧性的。
翟永明：太有戏剧性了。我回头想我在前言里面好像写了很多谶语，什么“留待下一届”，这一届就办不成了似的。如果刚开始知道会是这样，我根本不会去做。整个弄得人心力交瘁。现在我发现我能控制的只有写诗，只有写作是我控制范围内的事。
现在的情况是最终也还是做成功了。我把它视为成功。这个过程就像是我特别认真特别努力地做了一个虚拟的诗歌节（招贴、诗集、请柬都作得一丝不苟），算是一个精心制作的行为艺术。好歹也算是成都双年展的外围展吧，甚至算本届双年展做得最好的作品之一，托某些人之福。
玩不起，再也不玩了
记者：你觉得如果要把这些变数降到最低点，怎么做？
翟永明：首先肯定要资金很到位，策划人要有绝对的权力，我就没有什么权力，除了在诗歌节选人方面能够以我的标准，就是跟诗歌有关的方面有一些权力，其他形式上完全没有权力。
记者：诗歌节需要赞助，而赞助商又有他的目的。如何去平衡中间的关系？
翟永明：诗人们可能觉得有一个活动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玩儿。但是我觉得双年展每一个艺术家都有经费，为什么诗人不能有？可能没那么多，但至少还是该有一些。如果以后诗歌节要做下去，那第一届就应该有。所以我跟邓鸿提出一定要有，他这点很好，答应了我们，当然这钱对他来说也确实不多。我跟河南女诗人蓝蓝打电话说起这事，她还说，你们真是不容易，还有出场费。以前从来没有过。我想就从这一次开始有吧，以后也会有这个意识，因为我们在国外都有的。
记者：以后再做这样的诗歌节，靠一个诗人来做行吗？
翟永明：完全不行。需要一个不光是有组织能力、而且有关系、有渠道、上可以通天、下可以通人的人。这种人肯定有，但肯定不是我。
记者：如果换一个关系比较硬、能在其中周旋的人来做这次诗歌节，会不会做成？还是这个结果是必然的？
翟永明：那肯定有另外一种可能。后来我朋友转给我一个网上下载的资料，早就有人作了一个几百万的预算给政府，也要做一个成都国际诗歌节。我想的确应该是这样的人、这样的机构、这样的资金才能做成诗歌节。
记者：如果你还有机会做第二次，对比国外的诗歌节，有没有什么可借鉴的地方？
翟永明：永远不会有第二次！这次叫做大伤元气。刚才说到国外的诗歌节更纯粹，因为他们有基金会，有固定的资金专门用来做这件事，完全不需要考虑和房地产商什么的合作，不需要考虑人际关系。我不知道中国以后有没有这种可能，但现在大部分赞助商都是有自己利益要求的。
记者：国外的诗歌节是怎么做的呢？
翟永明：组织者大部分是诗人，至少也是诗歌爱好者。他们对诗歌的状态比较了解，有比较充分的自主权和资金。并且有一个完整的计划，这个计划首先被董事会什么的通过之后他才得到一个权限，然后一步一步顺理成章地做下去。这种活动中间也没什么利益，完全是为诗歌做好事，所以也没人从中作梗、破坏。也不像我们过程中有这么多变数。当然我们从一开始也没有完整的计划，很多事完全是即兴的。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