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歌的节日，还是诗歌的末日？诗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有的认为诗歌活动是诗人们的必要呼吸，有的则认为它伤害了诗歌的内在肌理。面对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只能在扑朔迷离的现实中捕捉到一个片断。不过，这并不引向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当林贤治以自己的尺度为诗歌立法，扮演着全知全能的角色，就很难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其开脱了。
就第二届珠江（国际）诗歌艺术节接受采访时，林贤治提到：“诗能使一个人触觉灵敏，不读诗的人是麻木的、粗糙的。”类似的表述并非林贤治所独有，很多学者都说过类似的话，只不过把“诗歌”改成了“文学”、“艺术”等等。按照这种说法，所有的文盲都可以归到“麻木的、粗糙的”队列，可是林贤治又认为诗歌“应该有百姓的疾苦、忧伤，底层人民的生活”。那么，文盲算不算底层人民呢？不读诗的老百姓一定比读诗的大学者更麻木和粗糙么？在我看来，诗歌的意义确实不容忽视，但人类并不能因此分成“读诗的人”和“不读诗的人”，更不能认定他们拥有两种高低立见的品质。
读诗但不写诗的林贤治，一边指责“不读诗的人”、一边批评“写诗的人”。他称自己正在编辑1949年以后的中国诗歌史，认真阅读过其中一些诗歌，他对1980年代中期之后的诗歌表示不满，理由是诗人很少关注时代。其实，这个结论至少存在三个问题：第一，诗歌是否一定要与时代有关？第二，诗歌如何与时代发生关系？第三，当代中国诗歌真的远离时代了么？
在林贤治的叙述里，似乎只有弱势群体才是时代的主角，谁不提到这些人群谁便“道德不正确”。这作为他的一家之言无可非议，但他把“道德不正确”等同于“艺术不正确”，就混淆了两者的边界。即使我们承认这种艺术道德论，林贤治对当代中国诗歌的了解是否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专业，也让人怀疑。当他批评参加诗歌节的诗人远离时代时，我却在诗歌节的小册子上读到了宋晓贤的《乘闷罐车回家》，读到了林贤治认为当下诗歌最缺乏的“痛感”。
“好的作品才是一个诗歌节真正的旗帜”，林贤治如是说。那么，什么才是“好的作品”么？他特别以惠特曼为例，认为“既有集体意识又有个人主义”，“既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有一种永恒的质性，但又分明闪耀着时代之光”。惠特曼无疑是一位重要的诗人，但任何一位诗人都不能构成一种绝对的标准。更何况，诗歌不是万金油，无法一揽子涂抹在“集体”、“个人”、“民族”、“人类”、“永恒”、“时代”的伤口上。自己读诗，就苛责“不读诗的人”；自己不写诗，就轻易批判“写诗的人”，这种批评家实在让人望而生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