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省城较近的南部山区小镇上生活，对于我这样一个稍显古板的人来说，相对适合。小镇上民风较为淳朴，人情味浓。
毋庸置疑，活动空间的大小决定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感情浓淡。空间越大的地方，人口流量越大，人们之间陌生化几率高，彼此防范意识增强，故而人与人总要保持一定距离；空间越小的地方，居民相对稳定，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机会越多，人们相互接触的时间越多，产生交谈的频率也越高，所以人与人很容易拉近距离。这就是大地方人情淡漠、小地方人情味浓的一个重要原因。
选择在小镇上生活，就是因为喜欢小镇的朴素风格，以及人情味浓。
到了小镇上，一开始租房子住，本地的房东大多和善，并且不曾重视租房合同。当我打印了合同要签时，对方笑着说出租房屋这么多年，还真是第一回正式签租房合同呢，倒显得我多心了似的。在我的坚持下，我们还是签了合同。平日房东并不催租，也不来打扰生活，当然越是这样我们交房租越积极。与这么好的房东打交道，省心不说，心理轻松着呢！
像我这样中途来居住，又从小不爱串门的人，除了近邻，在街上竟然也有人主动招呼我。话头往往是“送孩子去啊？买东西去啊？”或者“看你常在这里走，住附近吧”之类，总会有人善意地和我聊几句，并没有对外地人的歧视和排斥。还会有人送我小镇上流传的名言“我们镇上发外地人”，对我选择在这里生活以资鼓励——意思是在此地发家的外地人居多，要有信心在此开创新生活。于是日常出门往返间，就有了可以站在街头拉家常的“熟人”，对我主动嘘寒问暖，表示关心。
小镇上还保持着尊师重教的传统，尽管街面上商业气息也浓了。有段时间，因为我边做自家孩子的陪读妈妈，边做小学生校外课业辅导工作，所以注意我认识我的人就多了，常常会有人叫一声“高老师”。校门口的小摊主因我是老师，买东西可以优惠点；早餐铺子里的人，发现我在排队时也会优先照顾我，弄得我不好意思呢；不过，我心里知道，他们优待的是老师这一职业，而非一个我，这在商品社会里已越来越难得。
在外久了的人都知道如今的店铺是概不赊欠。而这里，那些街头常年摆摊的摊主们，看你脸熟了，就会允许赊欠情况发生。一贯为了省钱而出门尽量少带钱的我，有时候难免在买计划外的东西时一掏钱发觉钱不够。摊主会用格外信任的口气说没事儿，下次再给也行啊。最绝妙的是一肉摊摊主，因人缘好肉卖得很快。偶尔我说钱不够时，他不但说下次再给就行而且还会憨笑着问：“你要还买别的东西，就从我这里拿点儿（钱），别耽误买东西。”我当然不好意思借人家钱，更会尽快把赊欠的钱送过去。摊主们都是小本生意，经不起被人讹诈，根据他们对人的信任度，可以推测出本地民风尚佳。
镇上逢大集时非常热闹。若是买菜、买吃食什么的，热情的摊主会告诉你详尽的吃法；若是买花，常是一盆里有几棵，且问及经验，卖花的老大娘会知无不言。常常是买和卖的双方边交易边聊天，聊卖的东西或者天气或者收成，买卖之间，不再仅是钱物交换问题。
一次包里仅有四十元钱了，想买只乌鸡。记得老妈说过乌鸡都长不很大，小镇上乌鸡十元一斤，四十元买只二斤多的乌鸡绰绰有余吧？不料，如今乌鸡品种也发生了变化，只只肥硕。摊主抓了只看上去小点的乌鸡，一称四斤半，加上一元杀鸡费，共四十六元。我还没解释清钱不够呢，摊主已经麻利地将鸡杀了。等弄清楚我真的不是找反悔买鸡的借口而是真的缺六块钱时，局面有点尴尬。
卖鸡的是一对青年夫妇。女摊主小声跟男摊主商量，要不把那六元让掉，多个回头客；男摊主认为不是一两元，让不得。于是他做主说，我可以付了四十元把鸡带走，后天集上送过那缺的六元钱来就行。男摊主在保本的基础上赌一把：六元钱和我的诚信。显然，这是很明智的决定。正常情况下，谁会愿意因贪六元钱的便宜而失去自己在当地的声誉呢？
临别，男摊主仔细端详了我的模样，嘱咐说：“可是信你了哈，别忘了下个集送来。”我笑答：“我要不送钱来，你们以后就不信别人了，后果很严重。”就这样，听着我不是本地口音的前提下，不打欠条，不留手机号，不知我姓氏名谁和住在哪里，摊主就让我带着乌鸡走了。当然，下个赶集日我如约将六元钱送了过去。女摊主没说什么，只是欣喜地看着我，男摊主则热情地说：“这样，你下次不带钱，俺也敢把鸡赊给你。”我说不好意思，以后买鸡肯定多带点钱的。
赊欠的基础是诚信，是少数不讲信用的人破坏了这一古老的交易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越发罕见，因此在小镇上遇到的赊欠情形才让我如此感动。在我遥远的童年，记得村民们经常赊账，不仅仅是因为那时候经济条件不好，而且因为小地方的人总是看重诚信所带来的名誉一个人不讲诚信的话就会在当地无法立足。对比如今丧失诚信、“无耻者无畏”的老赖现象，令人感慨不已。
这就是省城边上的山区小镇。因着这里富有人情味，我选择了在此定居。
高英写于2014年6月20日